俱往矣！涼風打著呼哨掠過，席地掀起一道看得見卻躲不過的沙塵潮。
我沿八角亭走上當年的空中長廊。
長廊已不長矣，隻餘半截，就頹敗至山下。殘存一段，柱欄朱漆斑駁不堪，窗台地麵積塵淤淹。廊房一間間被臨時門框隔開，似前幾年還各有所用，但現在又統統舍棄。
第二柱內的牆角，竟有一鐵製保險櫃棄置地上！它顯然是北洋時代的舊物，床頭櫃一樣大小的笨重的個頭，堅實的構造，厚敦地承受著近百年的風雨侵浸。雖那時尚無密碼鎖附於其上，但兩片又大又粗的鐵活頁也足以使內藏物品安然無恙。保險櫃正麵的六瓣花造型之上，依稀看出“025”三個阿拉伯數碼。
我費力地掀開保險櫃的頂蓋，空空如也，隻一櫃底的積塵隨風而旋。
我知道，他的政治遺囑是不會殘留在這保險櫃裏的，那十點最後的意見其實很有考古價值。
比如他說：
從速召集國民大會，解決時局糾紛；
革命為迫不得已之事，但願一勞永逸，俾國民得以早休養生息，恢複元氣；
參酌近今中外情勢，以應采用國家社會主義。
再比如他說：
毋率爾破壞社會組織及家庭製度，幸免各趨極端；
以法律保障人民權利；以法治範圍全國：
毋忘數年立國之根本精神，道德禮教，當視物質文明尤為注重……
所有的文物，都有收藏價值。但大部分舊朝的遺產，並未能被妥善收藏並精心研究之。物質的文物的流失一直是泱泱大國的心病，那麼，精神的文物的廢棄呢？
我有些悵然，便輕輕合上保險櫃的鐵蓋。還好，總算沒被裏麵的厚厚的塵土嗆著。
黎元洪第二次下野後，就再也沒回來過。他把這座已經擴展至四十八畝地足有五百多間房屋的偌大院落，繳了經辦實業的學費——他任董事長的中興煤礦因連年遭遇新舊軍閥的混戰，終致虧損，為還銀行貸款，無奈隻得把這“大德堂”賣了三十萬元以償債。
新買主是中日合辦的“東方文化事業委員會”，有文章稱，這是一所特務機構。若果真如此，那東廠胡同又可能恢複了大明王朝時的社會功能。抗戰結束後，日本人走了，這所院落又成了文化人的聚落，其中一位清名遠揚，他叫胡適。
出大門後，回到王府井大街，我不由自主地沿當年“大德堂”的後院牆北行了幾步。
此牆居然還保留著一段原貌，起始的一段是清末民初頗為時興的西洋式院牆，雕花裝飾與基礎均十分別致，隻是後麵改了模樣，平庸地順著胡同向西伸延。
驀回首，見一方紅色路牌在無言昭示：翠花胡同。
原來，這條並不起眼的細巷，就是北洋時代大名鼎鼎的翠花胡同呀！
雖不知翠花胡同深淺，但我知道，裏麵有一座當年熱鬧一時的宅子，即中國國民黨北京市黨部的辦公地。袁世凱統治後期，這條窄窄的胡同是危境，因為獨裁者取締了代表“暴民”利益的“亂黨”，密探、軍警們一定像他們的老祖宗魏忠賢公公那樣盡職地從事著特殊工作。幸自黎元洪執政始，黨禁解除，國共兩黨的北方大本營才重又活躍起來，成了北京國民運動的策源地。革命黨的黨部與大總統府邸比鄰而居，和平共處，國內民主政治才漸漸複蘇。隻是，好景不常，到了奉係巨頭張作霖入主中南海後，國民黨與共產黨都成了罪在不赦的“赤黨”，國共兩黨的北方領袖徐謙、李大釗等人悉為政府通緝犯，市黨部被查封，翠花胡同才複歸無聲無息。
因天冷，翠花胡同行人稀落，正好可由我細細覓找八十多年前的曆史遺痕。
果真是蒼天不負有心人，在那段碩果僅存的民國原貌的牆腳處，我極意外地發現了幾個模糊的刻字。俯身辨識，十分難解，但待我把地下的積雪搓上那塊小碑後，那幾個字便逐一變得清晰起來。
這幾個字出現在這個位置上，真正是這所曆史名宅的注腳：
黎大德堂界址
其中，“黎”與“址”兩個字已經被後來修複此牆時的水泥抹得看不太清楚了，“德”勉強可識。
識“德”難，而識一個汙爛時代追求“大德”的故人。尤其難。
(李潔，《文武北洋》，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1月版)
四、黎元洪家族世係簡表
五、黎元洪家族年表
1864年(清同治三年)10月19日，黎元洪生於漢陽，字宋卿。
祖籍江西豫章，世居湖北黃陂。
1869年(清同治八年)六歲
開始接受啟蒙教育。
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十歲
入私塾就學。
1877年(清光緒三年)十四歲
與吳敬君訂婚。全家遷往天津北塘，吳敬君隨往。黎元洪在北塘隨塾師李雨霖學習。
1878年(清光緒四年)十五歲
7月23日，幼弟元澤出世。12月18日，母陳氏病故，黎家陷入困頓之中。黎元洪輟學在家收拾家務，照看幼弟。
1880年(清光緒六年)十七歲
父親黎朝相續娶北塘崔氏。
1883年(清光緒九年)二十歲
黎元洪考入天津北洋水師學堂，入管輪班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