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謙之在宮中大作法事，祈禱勝利。他對太武帝說：“此戰必克，陛下以武應天運，當以兵定九州，後文先武，以成太平真君。”太武帝十分高興，於是親率一萬八千輕騎西征，大挫西夏元氣，俘敵軍數萬，繳獲牲畜十幾萬頭，虜夏人萬餘家，凱旋而歸。
太平真君九年（448年），寇謙之去世，時年86歲，按道士的儀式，葬於平城。他所創立的新天師道，成為中國道教派別之一，流傳甚久。他的哥哥寇讚，也在這一年死於洛陽。寇謙之不隻是新天師道的創始人，而且他的文章辭藻華麗，又能寫一手好字，相傳現存於嵩山嶽廟中的《嵩高靈廟碑》，就是出自他的手筆。
金元之際在北方興起的全真道，是道教一個新生的教派，它發端於陝西的關中，而創立於山東的膠東（古又稱東萊），進而走向全國。
牟鍾鑒教授等所著《全真七子與齊魯文化》一書中指出：全真道的出現與流行，意味著道教一場重大改革運動的展開與成功，它使道教的基礎信仰有了創造性的變化，標誌著中國道教史發展到一個全新的階段，主導了後期道教發展的方向，對中國社會和文化產生深遠影響，其曆史意義重大。
全真道是關隴文化和齊魯文化共同孕育出來的。如果說王重陽祖師是關隴文化長期培育出的全真道最初一顆優異的種子，那麼由齊魯文化澆灌的膠東地區，便是全真道誕生和發育的沃土。因而全真道能迅速成長為茁壯的大樹，開出燦爛的花朵，結出豐碩的果實。
全真七子都是膠東三州（寧海、登州、萊州）人士，在全真道創建過程中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他們使膠東成為全真道的發祥地。
隨著全真道的發展，山東全真道活動中心不斷發生變遷。首先，自金大定七年（1167年）王重陽到達寧海州始，至金大定二十三年（1183年）馬鈺仙逝止，山東全真道主要以昆崳山為中心；其次，馬鈺仙逝之後至丘處機自萊州昊天觀西行覲見成吉思汗之前，山東全真道中心轉移為以萊州靈虛觀、登州太虛觀和寧海州玉虛觀三觀鼎立，以萊州靈虛觀為中心之格局；最後，自金末元初開始，山東全真道活動中心由膠東三州向嶗山與泰山地區轉移，明清逐步形成以嶗山和泰山東西對峙的新的活動中心。
王重陽到膠東傳道創教前後不足三年，由於他擇地得當，收徒有方，在短期內取得巨大成果：感化和收納了馬鈺（丹陽）、譚處端（長真）、丘處機（長春）、劉處玄（長生）、郝大通（廣寧）、王處一（玉陽）、孫不二（清靜）七大弟子，培養出一支高水平的骨幹隊伍，促成一個嶄新教派的興起，改寫了整個中國道教史。
全真七子的出身、經曆、悟道契機各有不同，但他們身上也有一些共同的素質，因而能很快領會全真宗旨，趨集於王重陽門下，形成精英群體。一是，七真皆天資聰慧，宗教悟性極高，不願碌碌無為，很早就自覺追尋超凡的境界，永恒的道性。故略經重陽祖師點撥，即對道旨有大覺悟，獲大解脫。二是，七真在青少年時期接受了囊括儒釋道思想的齊魯文化熏陶，刻苦自學，於文、史、哲、宗皆有深厚功底，且能知行合一，把修身與行善結合起來，故見識超人，論道詩文精妙絕倫。三是，七真遵循孟子所倡“天將降大任於斯人，必先苦其心誌，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的教誨，將山東民眾吃苦耐勞、不畏艱難的品格，用於修道踐行之中。故能吃大苦，耐大勞，有意識、長時間地實行宗教禁欲主義，千方百計磨煉心性，如虞集《幽室誌》所說：“堅忍人之所不能堪，力行人之所不能守，以自致於道。”
七真是三教兼修、立誌向道文化士子中的佼佼者，都具有非凡的人格魅力，他們共同撐起了全真的事業，使之走向輝煌。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一種新的文化事業的發展，基本方向確定之後，人才是決定的因素。沒有王重陽，固然不會有全真道；沒有全真七子，同樣不會有全真道，這是完全可以斷定的。
金大定七年七月，王重陽在馬鈺家修庵傳道，取名“全真庵”。後來又到昆崳山煙霞洞修道傳道，再至文登薑實庵收徒講道。與此同時，他在七大弟子協助下，於寧海、登州、萊州建起全真五會。金大定八年八月，在寧海立“三教七寶會”；金大定九年八月，在寧海立“三教金蓮會”；九月，在登州福山立“三教三光會”，又在登州蓬萊立“三教玉華會”；十月，在萊州立“三教平等會”。一時遠近風動，與會者達千餘人。
從此，全真道不僅有祖師、基本教義和中堅力量，而且有了正規的教團組織，有了相應的製度和教規，有了一定數量的民間信眾。三州五會的建立，標誌著全真道創教的成功。因此，膠東三州應是全真道真正的發祥地。
牟鍾鑒教授認為：齊魯文化最早是發源於春秋時期魯國和齊國的地區性文化。魯文化以孔子和儒學為代表，重視道德理性，有強烈入世精神；齊文化以管仲和管子學派為代表，禮與法結合，道與人並重，有綜合開放的傳統。兩種文化本來就是綜合繼承三代文化而創發出來，在齊魯大地成長與結合之後，又在漢代及後世重新走向各地，成為全國性的主流文化。而山東地區仍然保留了這兩種文化深厚的傳統。全真道在山東的興起及其向全國的流布，乃是齊魯文化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又一次的生機勃發和對中國文化新的貢獻。
全真道文化集中體現了齊魯文化固有的特質和精神。一是仁愛無私。二是尊道貴德。三是包容通和。四是堅毅忠勇。七真苦己利人，濟困救危；清樸超邁，了無俗氣；博采眾長，平等隨時；慈勇勤苦，艱難不移。這些正是全真道文化之精華所在，是對齊魯文化優秀傳統的繼承和發揚。七真師事王重陽，無地域之隔；同心協力，無彼我之界；感勸大汗，無民族之分；傳道四方，無鄉土之限。由這種文化塑造的全真道骨幹隊伍，既有地區性的特質，又具有普遍性的品格，是高素質、高能量的文化群體，蘊含著巨大、深厚、持續性文化泉湧的動力，它使全真道由小到大，朝氣蓬勃，走向全國，綿延後世。在道教界，它與正一道二分天下有其一，又能在中國後期文化史上代表道教與儒、釋並列而立，受到各家的尊重，為中華民族文化的繁榮和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全真道文化精英以其輝煌的業績而彪炳於史冊，人們將永遠記住他們。
全真道建立後的相當長時間內，以其本身所具有的活力和在統治階級的支持下，保持著向上發展的勢頭。與此同時，又保持著清晰的傳承體係和集中統一的領導體製。
在金元時期，經曆了王重陽、馬鈺、譚處端、劉處玄、丘處機、尹誌平、李誌常、趙誌敬、王誌坦、祁誌誠、張誌仙、苗道一、孫德彧、蘭道元、孫履道、完顏德明等十數代掌教的傳承。
初傳時期
全真道從初建至金末，是初傳時期。王重陽經過多年努力，於大定七年（1167年）把教派建立起來。大定十年，王重陽死於從山東返回陝西的途中，馬鈺嗣教。七大弟子分別在秦（陝）、冀、魯、豫等地修煉、傳教，而以馬鈺所活動的關陝一帶為傳播中心。
尹誌平《北遊語錄》載，馬鈺掌教時期，遵行“以無為為主”教旨。所謂無為，指全真道的個人內修之“真功”，即以很大精力從事個人修煉，而不以太多的精力、時間去發展教徒、營造宮觀。這一時期，他們大多過著清修苦煉、雲遊乞食的日子，但卻逐漸吸引了一部分信徒，也贏得了一些中下層官吏的敬信和保護。此時與金廷上層統治者也無直接關係，組織規模和力量較小。
自劉處玄於金大定二十六年（1186年）、丘處機於金泰和四年（1204年）相繼掌教以後，始逐漸重視創立宮觀和收徒活動。劉處玄遵行的教旨是“無為、有為相半”；至丘處機則“有為十之九，無為雖有其一，猶存而勿用焉”。所謂有為，即指創立宮觀和收徒活動。在此時期，他們以山東半島為活動中心，收了相當數量的信徒，建起了一批宮觀，從而引起了金廷的重視。
大定二十七年（1187年），王處一被召至京，世宗問以養生之道。次年，又召丘處機進京。命庵於萬寧宮之西，以便皇帝召見問道，並命他主持萬春節醮事。翌年，又召王處一。王抵京時，世宗駕崩，章宗即位，命王處一為世宗設醮冥福。
皇帝的一再征召問道，抬高了全真道士的“身價”，極大地促進了全真道的發展。元好問《紫微觀記》描述了當時全真道傳播的盛況：“南際淮，北至朔漠，西向秦，東向海，山林城市，廬舍相望，什百為偶，甲乙授受，牢不可破。”
明昌元年（1190年），金廷“懼其有張角鬥米之變”，雖以“惑眾亂民”為由，下令“禁罷全真及五行、毗盧”，但一直未能遏製其發展勢頭，以致“已絕而複存，稍微而更熾”。經過二三十年的發展之後，全真道組織已具有相當的規模，它在魯、豫、秦、冀等地，已有了相當深厚的組織基礎。
金元之交，直至南宋覆滅的數十年間，是中國大地鐵騎縱橫、血火紛飛、生靈塗炭的苦難年代。苦難年代也孕育誕生了全真道的鼎盛時期。鼎盛局麵的積極推動者為丘處機，轉變的契機則是成吉思汗對他的召見。
在金世宗、章宗兩朝（1161—1208年），經過劉處玄、丘處機的努力，全真道在民間已擁有了較大勢力。金貞二年（1214年），丘處機又應山東駙馬都尉之請，出而成功招安了楊安兒的起義軍。於是，丘處機及其全真道，成為蒙古、金、南宋三方交相爭取的寵兒。在金貞、興定（1213—1221）年間，三方先後派遣使臣征召丘處機。
丘處機審時度勢，鑒於金王朝行將滅亡，南宋羸弱，唯有蒙古力量方興未艾的複雜局勢，乃作出卻金使、謝宋聘、獨赴正在西征西域的成吉思汗之召的重大決定。
他不辭年屆73歲的高齡，甘冒風沙大雪之苦，於1220年正月率18隨行弟子，於山東萊州大基山登上征途。經曆兩年多的萬裏跋涉，終於在1222年三月到達西域大雪山（今阿富汗境內興都庫什山）成吉思汗的軍營。
成吉思汗對丘處機的到來慰勉有加，親自兩三次召見並作長談。丘處機對其所問為治之道及長生久視之方，皆作了詳盡的回答，深得成吉思汗禮敬，遂被尊稱為“丘神仙”。當丘處機於1223年三月請準東歸後，成吉思汗遂令他“掌管天下的出家人”，並敕免全真門下的差役賦稅。
1224年三月，77歲的丘處機返抵燕京，被請住大天長觀（後改名長春宮即今白雲觀），頓時身價百倍，成為北方道教的風雲人物，所居長春宮從此成為全真道活動的中心。“由是玄風大振，四方翕然，道俗景仰，學徒雲集。”丘處機乃不失時機地著手製訂全真道大發展謀劃。
實際上，他早在西覲東歸途中，即大約在1223年五六月之某日，夜宿蓋裏泊（撫州豐利縣境內）時，就語其隨行弟子曰：“今大兵之後，人民塗炭，居無室，行無食者，皆是也。立觀度人，時不可失。此修行之先務，人人當銘諸心。”此後，全真弟子們大建宮觀、廣收門徒的活動，就以空前的規模開展起來。
全真道大建宮觀、廣收門徒的活動，從丘處機住長春宮起，一直持續到尹誌平、李誌常掌教期間。在這三十餘年裏，到底建了多少宮觀，收了多少門徒，現已難於詳考。
在丘處機的“立觀度人”的號召下，大約經過三十餘年的經營，全真道的宮觀、弟子遍布於河北、河南、山東、山西、陝西、甘肅等廣大地區。《清虛宮重顯子返真碑銘》稱：“東盡海，南薄漢淮，西北曆廣漠，雖十廬之聚，必有香火一席之奉。”《修武清真觀記》稱：“自丘往赴龍廷之召，……自是而後，黃冠之人，十分天下之二。聲焰隆盛，鼓動海嶽。”
而於1228年安葬丘處機，和1241年會葬王重陽的兩次葬禮，可說是對全真道力量的一次大檢閱。據載，安葬丘處機時，“四方來會之道俗逾萬人，至有司衛之以甲兵”。會葬王重陽時，“時陝右雖甫定，猶為邊鄙重地，經理及會葬者，四方道俗雲集，常數萬人”。
不僅如此，據《尹宗師碑銘》記載，當尹誌平於1236年，去陝西營建祖庭時，“時陝右甫定，遺民猶有保柵未下者，聞師至，相先歸附，師為撫慰，皆按堵如故”。不久，在去雲中化度道士的返回途中，“道經太行山，群盜羅拜受教，悉為良民。出井陘，曆趙魏齊魯，請命者皆謝遣。原野道路設香花，望塵迎拜者，日千萬計，貢物山集”。這些描寫，難免誇大，但全真道及其首領在民眾中影響很大，當是事實。
盡管尹誌平利用宗教的號召力，為元統治者效勞，但因其影響過大，卻引起元統治者的猜忌與不安。因此在元憲宗時期的佛、道“化胡經”之爭中，元統治者持明顯的袒佛立場，使全真道在（憲宗八年和至元十八年）佛道大辯論中兩次敗北，全真道遭受沉重打擊。全真道發展的鼎盛局麵，亦隨之宣告結束。
王重陽在膠東三州創立全真道之後，立即馬不停蹄，帶領馬、譚、劉、丘四大弟子西行赴豫、陝傳教。他知道膠東雖是道教生長的沃土，但因偏居海隅，屬於當時政治、經濟、文化的邊緣地帶。要使全真道向全國流布，必須走出山東，向河南和陝西一帶發展。故兩地成為王重陽開拓全真道事業的新的發展方向。
王重陽在汴梁去世後，其弟子們遵循他確定的西行路線，把全真道發揚光大。馬丹陽和丘處機用很長的時間和全副精力開拓關中教區，使全真道回歸重陽祖師的故裏，以便發揮祖庭更大的神聖力量。馬丹陽在陝傳教約十年，接收了大批關中、隴右弟子，壯大了全真道的門庭。
丘處機在磻溪和龍門山長年修行，聲望日隆，後來被京兆統軍召請出山，住持終南全真祖庭，使關中成為全真道新的全國性中心。譚長真傳教於河北、河南；劉長生先在關中，後去洛城；郝廣寧則來往於河北各地；孫清靜先在山東，後遊陝省，繼入洛陽；王玉陽則固守山東。
由於七真既各自獨當一麵、獨立開辟，又默契合作、一心行道，使全真道短期內在北方的山東、陝西、河南、河北四省擁有了廣大信眾，逐步具有了跨地區的規模，因而引起金廷的重視，成為政權主動聯絡的重要社會力量，上升為合法大教，丘處機、劉長生、王玉陽先後受詔赴京，得到金廷禮遇。雖然其間遭遇明昌的禁道事件，但不久全真道即與金廷和解，獲得了穩定發展。
王重陽去世後全真道的迅速興盛表明，重陽祖師在膠東三州所選七子，都是超一流人物，都有非凡的慧解、毅勇和定力，都有宗祖大師的氣度，故能擔大任，成大事，為全真道開拓出一片廣闊的天地。
七真在出省傳教的同時，仍把膠東作為穩固的後方基地，因而，頗注意經營，並經常返回膠東休養生息，以利長遠發展。在全真道事業遇到挫折時，膠東道門的穩定和強大，便成為全真道渡過難關的有力支撐。這其中，王玉陽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七真中六人大部分時間在外地傳教，隻有王玉陽留守膠東，肩負著鞏固後方、穩定基礎的重任。
由於王玉陽的不懈努力，三州五會的活動得到進一步發展，傳教更加深入民間，全真道與金廷的關係更加密切，它在士大夫中的影響日益擴大，王玉陽在上層人士中的聲望也隨之增強，他先後奉詔進京三次，最受金廷禮遇。這些都為全真道克服暫時挫折、振興教門事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諸真在外，始終不忘故土，把膠東三州看作是全真道的大後方基地，在外部條件惡化時可以退守三州基地，以逸待勞，以不變應萬變，從而保持全真道的獨立與尊嚴。如馬丹陽在關中遇金廷禁止道士遊方，遣發道人各還本鄉，他旋即東還故裏，後來在萊陽遊仙觀去世，總算是葉落歸根。劉長生在雲遊各地之後，還居萊州武官靈虛觀。郝廣寧在河北傳教多年，最後還居寧海，逝於先天觀。丘處機在陝傳教前後凡二十一年，明昌二年，金廷禁道，他東歸棲霞故裏，建太虛宮，後來又住萊州昊天觀，計在東海居十八年之久，直到應成吉思汗之請西行。
若無膠東三州堅實的大本營，全真道既難以經受各種風險，也會缺乏發展的後續力量，其前景難以斷定。
王重陽
王重陽（1112—1170年），名喆，字知明，號重陽。少時醉心武學，後經呂洞賓傳道度化，遂摒棄妻子兒女，學道成仙，創立了全真教，被尊為重陽帝君。
祖籍陝西鹹陽大魏村，出生於庶族地主家庭。後遷終南縣劉蔣村。幼好讀書，後入府學。金天眷元年（1138年），應武略，中甲科，遂易名世雄。年四十七歲時，深感“天遣文武之進兩無成焉”，遂憤然辭職，慨然入道，隱棲山林。
金正隆四年（1159年），棄家外遊，自稱於甘河鎮遇異人授以內煉真訣，悟道出家。金大定元年（1161年），在南時村挖穴墓，取名“活死人墓”，又號“行菆”，自居其中，潛心修持二年。三年，功成丹圓，遷居劉蔣村。七年，獨自乞食，東出潼關，前往山東布教，建立全真道。
王重陽善於隨機施教，尤長於以詩詞歌曲勸誘士人，以神奇的詭異之術驚世駭俗。在山東寧海等地宣講教法時，先後收馬鈺、孫不二、譚處端、劉處玄、丘處機、郝大通、王處一弟子七人，後世稱全真教七真人。隨後建立了全真教團。
金大定十年，攜弟子馬鈺、譚處端、劉處玄、丘處機四人返歸關中，卒於開封途中，葬於終南劉蔣村故庵（今陝西戶縣祖庵鎮）。王重陽死後三年間，全真道傳教範圍波及關中、河南、河北、山東大部，遍布社會上下各階層。
王重陽主張儒、釋、道三教平等、三教合一，提出“三教從來一祖風”的融合學說，在組織、理論上為全真道的興盛發展奠定了基礎。全真道內以《道德經》、《孝經》、《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為必修經典，認為修道即修心，除情去欲、存思靜定便是修行的真捷徑。所以，全真道不崇尚符籙，不事黃白煉丹之術。
道教分南北兩派，南派為舊教，稱為正一派，北派即王重陽創立的全真教。以重陽弟子丘處機為首的全真派在元朝倍受恩典，從而使道教也倍受尊崇，道教曾被封為國教，道觀遍及大江南北。至元六年（1269年），元世祖忽必烈封王重陽為“全真開化真君”。其著作有《重陽全真集》、《教化集》、《立教十五論》等。
道教全真道創始人王重陽的七位嫡傳弟子，對全真道的傳播和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並得到元世祖的詔封。他們多出身世家大族，有一定的社會地位和文化，師承王重陽三教合一思想，雖各創一派，但宗教思想和修煉方式大致相似。
馬鈺（1123—1183年），原名從義，字宜甫，後更名鈺，號丹陽子，世稱丹陽真人。山東寧海人（今牟平）。為道教全真道北七真之一，全真道遇仙派創立者。
馬丹陽祖籍陝西扶風，為漢代伏波將軍馬援後裔。為避五代之亂，徙居寧海，世居城內，富甲一州。丹陽幼即能詩，曾誦《乘雲駕鶴詩》，眾人奇之。弱冠即中進士，充本軍吏，攝六曹（“曹”相當於今之科、局），皆孚群望。丹陽雖登第，卻不樂仕進，以浮沉濁世為恥，雅誌抱元守一，冀有所遇。每浪飲之時，常說“醉中卻有那人扶”。
金大定七年（1167年），得遇全真道祖師王重陽，王重陽對他說：“不遠千裏，來扶醉人。”馬丹陽恍然大悟，與妻孫氏同拜王重陽為師，拋家修煉於昆崳山中。王重陽仙逝後，馬丹陽守孝廬墓三年，複歸昆崳山之紫金峰，建“契遇”庵，修道其中。
傳說，一日在山中漫遊之際，他忽然看見虛妙真人，而其餘在場的人卻不能看見。曾作《歸山操》詩：
能無為兮無不為，能無知兮無不知。
知此道兮誰不為，為此道兮誰複知。
其言語飄逸，人們爭相傳誦，卻少有能解者。隻有丘長春讚馬丹陽是：“手握靈珠常奮筆，心通天籟不吹簫。”
馬丹陽繼承全真道自創遇仙派，廣收門徒，弟子眾多。平日，馬丹陽傳真布道，詠歌談笑，欣然自適。一天，突然對他的弟子們說：“今日當有非常之喜！”不一會兒，竟闔然仙逝。終年61歲。
馬丹陽一生頗具傳奇色彩。他不僅能詩善文，而且還擅長針灸療法，常無私周濟貧苦。元世祖至元六年（1269年），被封為“丹陽抱一無為真人”。所著《洞玄金玉集》，共十卷，輯所作詩歌一千餘首，全麵地反映了他脫塵離俗、色空俱忘、清靜無為、修煉性命的主張。除此之外，還著有《神光璨》等。
馬丹陽之妻孫氏（1119—1182），法名不二，號清靜散人，亦稱“孫仙姑”，金代著名女道士，全真道北七真之一。金大定七年，與馬丹陽同拜王重陽為師，到金蓮堂出家修道，自創全真道清淨派。大定十五年（1175年），移居洛陽鳳仙姑洞，修煉其中。七年後去世，終年63歲。元世祖至元六年（1269年），被封為“清淨淵真順德真人”。著有《不二元君法語》等。
譚處端（1123—1185年），初名玉，字伯玉，後改法名處端，字通正，號“長真子”。山東寧海人。金代著名道家，“全真派七真人”之一。
涉獵經史，善書法，為人慷慨重孝義。金大定七年，師從王重陽，於馬鈺後繼任掌教，大定二十五年，仙逝於洛陽乾元宮。以修煉和傳承他的教理、思想為主的門人派別稱為全真南無派，簡稱南無派。元世祖至元六年，被贈封“長真雲水蘊德真人”。
譚處端素患風痹，藥石難愈。金大定七年（1167年），聞重陽至山東，扶杖往求治療之法，重陽扃戶不納，乃堅守終夕。門忽自開，重陽以為“仙緣”得契，召之同衾而寢，及晨下床，宿疾遂愈。遂乞侍左右，終身侍之。祖庭葬師之後，與劉處玄離陝至洛，出入紅街紫陌、花林酒陣之中，對境煉心，直至對境無心。
譚處端善書法，尤喜書“龜”、“蛇”二字，每日習而不已，妙將入神，有飛騰變化之狀，奉道信士多收藏之，以為珍寶。
譚處端師事王重陽，朝夕參請，多得玄旨，摒絕思慮，泯滅人我，苦心修道，同時關注儒家倫理，認為“忠孝仁慈勝出家”，他略微修改了馬丹陽的出家修行理論，認為在家也可以修行。這一修改，使此後全真道更適合民情而得到迅速發展。有《雲水集》傳世，今存《道藏?太平部》。
劉處玄（1147—1203年），名處玄，字通妙，號長生。金朝東萊（今萊州市)武官村人。金代著名道家，“全真派七真人”之一，全真道隨山派創立者。
自幼好黃老之術。金大定九年（1169年）春，鄰壁有人題“武官養性真仙地，須有長生不死人”句。全真教創始人王重陽攜弟子馬丹陽、譚處端、丘處機雲遊至武官村，於人群中招劉處玄，道：“若解壁間語否？”劉處玄大悟，上前執弟子禮，被王重陽收為關門弟子，贈號長生，並贈詩一首：
劉處玄隨師至昆崳山煙霞洞修煉。因其修煉刻苦，且悟性很高，很得王重陽賞識。年底，與馬丹陽、丘處機、譚處端隨王重陽西行，赴秦入終南山修煉。
大定十年（1170年），王重陽羽化，守孝墓廬三年後，劉處玄回到故鄉，居武官靈虛觀，潛心修煉。後創立全真道北七真派之一的隨山派，並收徒講注《道德》、《黃庭》、《清靜》諸經。金承安二年（1197年）冬，金章宗遣使者以隆重的禮節召劉處玄進京，待為上賓。數月後劉返回故裏，修建先天觀於大基山道士穀，並居於此。
武官遇仙園碑前書“遇仙園”，碑陰書“遇仙樓”，字大逾鬥，筆勢如龍鳳翻舞。金泰和三年（1203年）二月六日羽化，時年56歲。著有《仙樂集》、《至真語錄》、《道德經注》、《陰符演》、《黃庭述》等。
丘處機（1148—1227年），字通密，號長春子，世稱長春真人。金朝登州棲霞人，世為善行顯族，敏而強記。為“北七真”之一。全真龍門派創始人。
19歲出家於寧海昆崳山，次年，拜道教全真派創始人王重陽為師，追隨左右，甚契玄機。王重陽羽化後，他在陝西磻溪洞穴中住了六年，潛心修道。行攜蓑笠，人稱“蓑衣先生”。後又赴隴州龍門山（今寶雞市東南）隱居潛修七年。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世宗詔至燕京（今北京）問以至道，並主持“萬春節”醮事。泰和七年（1207年），章宗元妃贈給《大金玄都寶藏》一部。
興定三年（1219年），居萊州昊天觀。南宋及金朝先後遣使相召，都被婉言推辭。後元太祖成吉思汗於冬月遺使劉仲祿往迎。興定四年（1220年），丘處機毅然率弟子尹誌平、李誌常、宋德方等十八人從萊州出發，跋山涉水，風餐露宿，行程萬裏，曆時二年，到達西域大雪山，進謁了成吉思汗。
太祖問他治理天下良策，他回答以“敬天愛民”為本；問長生久視之道，回答以“清心寡欲”為要；並進言欲統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殺人”。太祖深契其言，厚禮相待，賜號“神仙”、“大宗師”。
弟子李誌常作《長春真人西遊記》，詳細記述了西遊經曆。此書不僅在曆史、地理、宗教、民俗、旅遊等方麵有引人入勝之處；在天文、生物學方麵亦甚有參考價值；尤其在中世紀的地理遊記中，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亦引起西方學者的高度重視。作為宗教方麵的典籍，可與唐代玄奘《大唐西域記》相媲美。
元太祖十九年（1224年），丘處機返回燕京。太祖賜以虎符、璽書，命他掌管天下道教。詔免道院和道眾一切賦稅差役。後道侶雲集，教門大興。
元太祖二十二年（1227年），詔改太極宮為長春宮（今白雲觀），賜丘祖金虎牌，主領道教。同年七月，羽化於寶玄堂，仙壽80歲。元世祖至元六年（1269年），詔贈“長春演道主教真人”。元武宗至大三年（1310年），加封為“長春全德神化明應真君”。
丘處機繼承全真道法，開創龍門派。主張清心寡欲，即為修道成仙之本根。著有養生著作《攝生消息論》、丹書《大丹直指》及《鳴道集》、《磻溪集》等。
王處一（1142一1217年），字正陽，號王陽子、全陽子。山東寧海人。為“北七真”之一傳有全真道崳山派。金大定八年（1168年），師事王重陽，長期隱居昆崳山煙霞洞，煉形九年，人稱“鐵腳先生”。
王處一幼喪父，事母至孝。14歲時，在山上遇一老翁，言：“他日必揚名於帝闕，當與玄門作大宗師。”自此之後，語言放曠，不與世合，舉止癲狂。大定八年（1168年）二月，在範明叔之遇仙亭，見到王重陽，執弟子禮。
王處一繼承王重陽思想，以道教本門為本位，以無為主教，主張全拋世事，內煉心性，名之為“齊修萬行，聚神一氣”。修行講求“真實”，即真性、真功、真行。是全真大師中恪守清規戒律的正統人物，以苦修奇行、道術顯赫贏得了朝野的重視。
王玉陽的行道生涯中，盡管他多次受帝王恩寵，但每獲召見賜賞，他都以“懇求還山”、“以親老之還山”請求東歸。就連他的弟子為其“易庵為觀”時，他都不滿地說：“至道之人，旁日月而挾宇宙，觀天地而俯萬物，尚何以居處累耶？況乎易庵為觀，不幾於昔以我為牛，而今以我為馬也，且我之素風乞子耳，兩朝恩賜名觀，推托尚不欲受，直以山林雲霞而為樂地，若之何為，甚無為也！”這反映出王玉陽不圖安享富貴、甘願清修苦行的修道主張，這與全真道初創時“製芰荷以為衣，集芙蓉以為裳，飲木蘭之墜露，餐秋菊之落英”的“去奢從儉”教律同出一轍。雖然他幾次為金主講道設醮，但其主要用意是利用金代統治者的支持和信任，來傳播漢民族的文化思想，確立了其教派在各個宗教派別中的特殊地位。他為繼承和發揚全真道的修道宗旨，擴展全真道的影響和勢力，促進其教派壯大興盛，做出了突出的貢獻。他是全真道由衰向盛過渡時期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大定二十七年（1187年），金世宗召其赴闕，應試其術，隆禮加遇。二十八年，複召至闕，為其修建修真觀，賜金書篆額。二月，再令其主持萬春節齋醮大典。八月，得旨而歸，世宗賜以金帛，王處一婉辭不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