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勒奈·笛卡爾
1，笛卡爾哲學的曆史地位
笛卡爾是個幸運兒——曆史的幸遠兒。因為他出生的年代，正是科學家、哲學家星群璀燦的年代。美國科學史家貝爾曾說：“笛卡爾所處的時代確實是斑斑駁駁的文明史上最偉大的智力時期之一。這裏隻提出幾個生活時期部分與笛卡爾交疊的傑出人物。我們回想起，費馬和帕斯卡是他在數學上的同代人；莎士比亞辭世時笛卡爾20歲；笛卡爾比伽利略多活了8年，笛卡爾卒年牛頓8歲；密爾頓出生時笛卡爾12歲，血液循環的發現人哈維比笛卡爾多活了7年，而當奠定了電磁學基礎的吉爾伯特去世時，笛卡爾7歲。”
如此這般，可謂人才輩出，風雲際會，“今夜星光燦爛”。然而，貝爾講的並不全麵。他說的主要是與笛卡爾約略同時的科學家群。實際上，在笛卡爾的前前後後，還有一個同樣非凡的哲學家群。這個哲學家群的曆史作用，與科學家群比較，可說是春蘭秋菊，各得其妙。與笛卡爾大約同時代的大哲學家、大思想家就有七八位之多。其中年齡最大的是培根，他年長笛卡爾35歲。培根去世時，笛卡爾剛好是而立之年，30歲了。其次是霍布斯。霍布斯生於1688年，年長笛卡爾8歲，而且他們二人還有過一段直接交往。再次是伽桑狄，他比笛卡爾年長10歲，既是笛卡爾的法國同胞，又是他的論爭對手。然後是帕斯卡。帕斯卡既是大數學家，也是一位出色的思想家，他的名著《思想錄》，也曾在西方思想史上產生重要影響。他比笛卡爾年輕36歲。比帕斯卡更為年輕的，是兩個同齡人，一位是荷蘭的斯賓諾莎，一位是英國的洛克。這兩位不但同齡，而且均為西方思想史上的巨星級人物。最後一位是德國的萊布尼茨，笛卡爾去世時，他剛剛4歲，他們二位是歐洲17世紀最具哲學風采的文化巨人。
笛卡爾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自是他的幸運。然而生活在幸運時代的人多，能夠把這種曆史的幸運轉化為曆史機遇的人就少了。笛卡爾不但把握住了曆史提供給自己的機遇，而且表現得非常出色。盡管在他成年時，已有培根前導，又有霍布斯、伽桑狄與之同時，但西方哲學史家，例如黑格爾和羅素，還是將笛卡爾作為近代哲學的始祖，認為他才是西方近代哲學的奠基人。
為什麼這兩位偉大人物對笛卡爾情有獨鍾？
首先，因為笛卡爾與他的同代人相比，他是一位更具淵博學識和科學獨創性的大思想家。
論其博學與成就，笛卡爾是完全可以和人文時代的巨人們平起平坐的曆史人物。他不但是一位大思想家、大哲學家，而且是一位偉大的數學家，並且在物理學、光學、磁學、地質學、地球成因學、解剖學、胚胎學、醫學、心理學、天文學、氣象學等諸多學科領域內都有卓越建樹，以致無論翻看任何一種西方近代特別是16、17世紀的思想史、科學史或文化史，我們都會在不止一兩個乃至五六個專業領域中發現笛卡爾的大名。他的地球成因學被視為近代早期最有意義的學說；他的磁學理論，被科學史家認為“雖然充斥任意的假設，但在力學上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在某種意義上還預示了現代的磁感應概念”，並說：“笛卡爾的思想為他的門徒雅克 羅奧所繼承，並加以闡釋（1671年）。這些思想被推廣到電現象，並在整個17世紀和18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裏一直主宰這個領域，隻是作了某些修改。事實上，在這個科學分支（牛頓大大忽視了它）裏，笛卡爾的權威保持時間最長。”
他在數學領域的貢獻，尤其出類拔萃，罕有其匹。他是解析幾何的創造者，史家認為：“笛卡爾並不是修改幾何，他創造了幾何。”他的同為數學家的某個同胞評論他說：“數學科學的研究對象的全部概念，發生了徹底變化，直接促成這一變革的是笛卡爾本人。而後來，人們在下一個世紀，在相反的方向又間接地促進了這一變革。笛卡爾確實完全知道他所作出的發明的重要性，他誇口說，就象西塞羅的修辭學超過了ABC
-樣，他到目前為止已經超過了在他以前的全部幾何學，他這樣說是正確的。”
即使在心理學方麵，笛卡爾也是一位非常出色的人物。美國心理學家杜 舒爾茨對他十分敬重，在自己的《現代心理學史》一書中，給他另立專節，單獨介紹，並且評論說：“有一個學者的確對現代心理學史直接做出了貢獻；他超越了任何一個人，他把研究從統治了幾百年的僵化的神學和傳統教條中解放出來。”
“這位偉大人物就是笛卡爾，他象征著從文藝複興到現代科學時期的轉變，很多人感到，他代表了現代心理學的開始。”
一個人，能在如此眾多的領域作出如此出色的貢獻，真真令人羨慕。笛卡爾的絕妙之處，在於他博而能專——既多才多藝，學識淵博，又有紮實雄厚的專業知識；專而能精——不但學識兼備，而且富於創造，精而能思——不僅在某些專業領域作出劃時代的成就，而且長於思索，能具體也能抽象。
笛卡爾博而能專，勝過培根；專而能精，勝過霍布斯；精而能思，又勝過伽裏略。在這方麵，即使17世紀的那些偉大的思想家，除去後來的萊布尼茨，幾乎無人堪與其匹。但他也非完人：重視實驗，不如培根；破除迷信，不如霍布斯；忠貞不屈，也不如伽裏略。
其次，因為17世紀乃是一個科學的世紀，偉大的牛頓即生長於斯。應該說，17世紀之前，影響最大的是路德的宗教改革；17世紀之後，影響最大的則是牛頓力學。以17世紀之後的相當年間，也可稱為牛頓時代，生在科學時代，非有相當的數學知識不能成功；與牛頓為伍，必在數學方麵有很深的造詣才有可能。恰恰在數學方麵，笛卡爾比之培根、霍布斯所代表的英國經驗主義哲學具有更多的優越條件。培根並非全然不知數學的重要，但他本人的數學知識實在令人不敢恭維；霍布斯對數學倒是情有獨鍾，可惜，這先生在數學方麵有些誌大才疏，又有點自以為是。盡管他堅信自己已經解決了化圓為方的數學難題，還是讓真正的數學行家批駁得灰頭灰臉。即使像斯賓諾莎這樣影響巨大的哲學人物，其數學功力與成就，依然不能與笛卡爾相提並論。17世紀既是科學的世紀，笛卡爾焉能不成為這世紀的寵兒？
再次，17世紀歐洲哲學，雖然有大陸唯理主義與英國經驗主義之別，但其總體傾向卻是理性主義的。而最能代表這種理性主義傾向的哲學，顯然不是英國早期經驗主義，而是笛卡爾哲學。對此，黑格爾在他的<哲學史講演錄》中，曾有幾句言簡意賅的評價，他說：“勒內、笛卡爾事實上是近代哲學的真正創始人，因為近代哲學是以思維為原則的。獨立的思維在這裏與進行哲學論證的神學分開了，把它放到另外的一邊去了。”並且隨即給了笛卡爾一個很高的評價。
唯其如此，笛卡爾哲學才比培根、霍布斯哲學有更大的影響力和更多的繼承人。
2，笛卡爾的文化性格與生平
笛卡爾的性格中充滿了矛盾；
笛卡爾的職業道路也充滿了矛盾；
造成這些矛盾的卻另有原因。
笛卡爾既是一位思想家，又是一位軍人，還是一位紳士，同時也是一位大數學家和多才多藝的科學家。把這些身份集於一體確實令人驚奇。他的一生經曆其實並不複雜。但他的性格與生活習慣，卻有許多有異於常人的地方。這種異常，自然也可以用中國人的觀點去解釋：夫非常之人，必行非常之事。其實主要是他的個性有些特別罷了。
笛卡爾一生的追求，除去學問，就是安寧。為學問冥想苦想，為安寧東走西奔。自然，在一定意義上追求安寧也是為了學問。但像他那樣對一個安寧平靜的環境有如此強烈要求的，在有史以來的哲學人物中，確實也不多見。他自己說：“我隻要求安寧與平靜”。而且為了安寧與平靜．他曾經多次隱藏起來，不讓自己的朋友知道他的住處。他年輕時，曾在巴黎隱藏了兩年。定居荷蘭之後，也曾為了同樣的目的，前前後後換了13個城鎮，有過24處住房。在這一點上，他與西方近代以來的絕大多數哲學家都不一樣；作為一個法國人：與18世紀的啟蒙思想尤有鮮明的差異。盡管如此，把一位傑出的天才弄得東藏西躲，也真令人不好意思。
笛卡爾體質不是很好，心理負擔有時還要沉重。他常常不能對自己的身體狀況作出正確的評價。他身體確實不算健強，他自幼年起，便養成早上臥床不起的習慣，這習慣大約一生也不曾改變。晚年去了瑞典，因為瑞典女王的原因，他的習慣不能不改了，但身體也很快垮下來，沒過多長時間，便客死他鄉。
而且他還有一個特別的習慣，就是非有十分溫暖的研究環境便不能產生靈感。這一點，剛好與古希臘聖賢蘇格拉底相反。蘇格拉底最喜歡在雪地裏進行思考——他喜歡清冷的環境。笛公遇暖則靈，蘇翁非冷不智，恰似梅花與芙蓉。
笛卡爾喜歡安寧平靜，喜歡溫暖舒適，喜歡高臥不起，但是他卻選擇了一條參軍入伍的道路。據說，軍人生活反而可以使他免去諸多煩擾，真可謂公衙之內好修行了。
但他並非一個書生，更非一個懦夫。他喜歡把自己打扮得風流倜儻，他著裝講究，他衣冠楚楚，他時裝佩劍，他高興戴一頂碩大、寬邊、插著鴕鳥毛的帽子。他因為有人侮辱他身邊的妓女便拔劍而起；他因為作戰勇敢出眾，受到上麵的青睞，甚至要授與他中將軍銜——幸而他有自知之明，沒有接受這項任命。總之，他有非凡的才學，卻不願不屑做一名平庸的學者。
笛卡爾是個以個人主義為主調的哲學家、思想家。這一點，羅素曾有中肯的評價，他說：“近代哲學大部分卻保留下來個人主義的和主觀的傾向。這在笛卡爾身上是很顯著的，他根據自身存在的確實性建立全部知識，又承認‘清晰’和‘判然’（兩樣全是主觀的）是真理的判斷標準。”然而，他卻又是一位膽小怕事、循規蹈矩的人——至少他主觀上是這樣認識的，他曾給自己製定“暫行的行為守則”，守則上規定：“服從我國的法律和習慣，篤信上帝恩賜我從小就領受到的宗教信仰”，而且“隻求克服自己，不求克服命運，隻求改變自己的欲望，不求改變世界的秩序”。
他的學說其實是充滿時代氣息和某種不屈不撓的精神的，然而他本人又真的有些膽小，甚至有些怯懦。他花大氣力寫了一本《方法論》，書中同哥白尼一樣肯定地球在轉動，又和布魯諾一樣認為宇宙是無限的。但他一聽到伽裏略被迫害的消息，馬上緊張起來，以致他的這部著作終生也沒發表，即使身後發表了，也不過一些片斷而已。
笛卡爾終生沒有結婚，但並非沒有戀愛。他喜歡嫖妓。他有過一個私生女，但他卻沒有勇氣認這個女孩是自己的女兒。後來，這個女孩在5歲時死去了，他也僅僅表示一番沉痛而已。西方近代史上，獨身的思想家大有人在，然而如笛卡爾一般經曆的卻委實不多。
笛卡爾的性格矛盾，反映了他的時代的矛盾。因為他所生活的時代，正處在法國君主專製的強盛時期。按理說，資本主義文明是以自由市場經濟為基礎而以民主政治為特色的，但無論英國也好，法國也好，德國也好，都在實行民主政治之前，經曆一段或短或長或緩或烈的專製時代，而且這專製時代往往還是一個強盛的時代——至少從表麵上看屬於一個強盛的時代。但是，這種強盛終於掩蓋不住且更解決不了它自身存在的極其尖銳的矛盾。作為有著非常敏銳的頭腦、淵博的學識、又富於沉思精神的笛卡爾，便將這種深刻的社會矛盾在自己的文化性格中十分典型地表現出來。
笛卡爾1596年3月31日出生於法國西部圖蘭省與布瓦杜省交界處一個名叫埃拉鎮的地方。他父親是一位律師兼法官，也曾做過布列塔尼省的參議員；他母親早亡，大約在他一歲時就死去了。他父親很快再婚，而且也沒有和他同住。
笛卡爾的家庭是一個典型的紳士家庭。他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醫生，他的母係一方親屬多以法官為業。他的家庭富有而且很有教養。這樣的家庭於笛卡爾的成長有好有壞。好的地方，表現在他的幼年教育頗有優勢；壞的地方，表現在他繈褓喪母，父親無多關懷，而在他心靈深處從小就埋下孤獨的種子。
笛卡爾1604年進入拉夫賴公校學習。這學校赫赫有名，他在這裏一共學習了8年，打下堅實的知識基礎。他異常聰慧，學習成績非常出色，數學才能更是出類拔萃，沒有人能超過他。他身體病弱，而且因為性格原因，顯得更其病弱。學院的院長顯然對他十分鍾愛，特別允許他可以盡情睡早覺，而且願意幾時起床就幾時起床。這個特許正合笛卡爾所好，而且作為習慣終其一生也未能改變。
1612年他從該院畢業法了巴黎。在巴黎和一群紈絝子攪在一起，自由放蕩，無所不為。但他很快便厭惡了這種生活，於是躲藏起來。但他的這些朋友全是些無所不能的人，大有他躲到哪裏就找到那裏的勁頭，終於又把他拉了出來。到了1617年，他為擺脫這群朋友的糾纏，下決心參軍服役去了。
軍隊的生活顯然對他有重要影響，而他本人的心態也發生重要變化。據他自己說，他在這一年的11月10日做了三個很特別的夢，因為這些夢，他才真正改變自己，開始了他輝煌的學術生涯。
三個夢的內容實在也夠不上怪誕，但在笛卡爾看來，卻是意義非常。“在第一個夢中，笛卡爾被邪惡的風從他在教堂或學院的安全居所，吹到風力無法搖撼的第三個場所；在第二個夢中，他發現他自己正用不帶迷信的科學眼光，觀察著凶猛的風暴，他注意到一旦看出風暴是怎麼回事，它就不能傷害他了；在第三個夢中，他在朗誦奧索尼厄斯的詩句，首句為‘我將遵循什麼樣的生活道路？’”
特別是第二個夢，他認定是“夢境向他揭示了一把魔鑰匙，這把鑰匙能打開大自然的寶庫，並使他掌握至少是所有科學的真正基礎。”
這聽起來頗似荒唐，但笛卡爾是認真的。若用現代精神分析方法對待此事，顯然大有說道。其實，這恐怕主要和笛卡爾的內心矛盾與現實追求有最直接的聯係。他此前的種種行為已無可辯駁地反映出他內心的重重矛盾。如果內心沒有特別劇烈的矛盾，那麼，為什麼要自由放蕩？為什麼放蕩之後又要躲躲藏藏？為什麼心血來潮非入伍不可？又為什麼既入軍營還要弄得醺醺大醉？他內心深處一定充滿矛盾：從小失愛與所受良好教育的矛盾；學業突出與情感無依的矛盾；放蕩任性與學術向往的矛盾，以及力求自治而又難於自治的矛盾。他因缺少父情母愛而孤獨，又因教育良好而不能以粗俗的方式去反抗這孤獨，於是他放蕩自己；但放蕩又是對他優良學業的打擊，於是他痛悔；雖痛悔又不能自拔，於是他逃避；逃避又不能真正解決問題，於是他入伍；入伍並非真的遂心所願，於是他醉酒；醉酒更加增添了他的痛悔情緒，於是他無奈，於是他想入非非，於是奇夢襲來，於是他認為這夢便是上天對他的啟示，於是自此之後，便浪子回頭金不換，而且未用多長時間，便真的寫出了他那本很有名氣的<方法論》。
1621年，他結束軍旅生活，又去意大利訪問了一回。很可惜，與伽裏略未曾見麵。1625年，他開始定居巴黎，但巴黎始終不能給他安寧。他是絕對需要很晚起床，而他的朋友一定要在他起床之前來拜訪他。到了1628年，他百般無奈，隻好又到軍隊中“修行”去了。然而時間很短。1629年，他便去荷蘭定居下來。雖然在荷蘭，他依然為尋找安寧而搬了無數次家，但在荷蘭的這段時間卻是他一生中最為安寧又最富於創造成果的時期，他的最重要的哲學著作《第一哲學沉思集》、《哲學原理》及《論靈魂的激情》等著作都創作於此。他在荷蘭一住20年，20年間除了回過幾次法國和去過一次英國之外，一直在荷蘭從事他所珍愛與鍾情的科學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從1641年起，他便和被放逐的波西米亞國王的女兒伊麗莎白公主住在同一個地方，而且和這位公主結下友情。伊麗莎白公主十分聰穎好學，史家稱她確實是一個學習的天才，她在掌握了6門外語之後，還要學習數學和其他自然科學。於是她便請笛卡爾來給她上課。他們之間交往甚密，時間也很久，但是笛卡爾始終沒有向她求婚，她也沒有向笛卡爾示愛。
1648年，笛卡爾52歲了。瑞典女王克麗斯婷娜執意請他去瑞典。雖經他再三婉拒，爭奈女王“龍意”堅決，他隻好同意。1649年10月，女王派出的軍艦將他接到瑞典。然而瑞典很冷，他卻甚為喜暖；他愛睡早覺，女王卻隻在早晨5點鍾有時間聽他講學。殊不知早起與嚴寒正是我們這位哲學大師的克星。而以他的性格，他又是絕對不會拂女王的意的——實在他一生中連個教士也不曾得罪過的，他隻會向他們脫帽鞠躬，表示敬意。大不幸的是，這一次他是以生命作代價的，到瑞典不過3個月時間，他便與世長辭，終年54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