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笛卡爾的一生，他性格上的矛盾，一大半是由他所處的時代造成的，但家庭環境，他本人的個性，自然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而這些矛盾，都非常典型地非常集中地表現在他的哲學思想裏，從而最終形成他哲學的二元論特色。
3，笛卡爾哲學解析
在笛卡爾生活的時代，培根與霍布斯的哲學都可稱為世之顯學。雖然他們的哲學體係和觀點也不盡相同。實際上任何一種哲學的興起，都需要一個人數眾多的接受和傳播群作社會基礎。這個接受和傳播群越大，該哲學的影響也越大。而且接受和傳播也是一種創造，唯有閱讀才能接受，唯有接受才能傳播。曆史上的哲學家，有幸與不幸之別，其中一大原因就是看社會對他們的學說的接受速度與程度如何。一些哲學，作者生前已經春風得意，名滿天下；有些則作者生前影響甚微，直到作者死後那影響才日益顯示出來。所以如此，就和接受者一方的態度有直接關係：
培根、霍布斯、笛卡爾皆為當世顯學，而且他們的哲學被接受的速度都很快，程度也很深。他們雖然並沒有在政治上取得多少成功，但他們的思想卻對英、法乃至歐洲文明都產生莫大影響。
以三個人的特色而論，培根更重視知識與實驗的作用，即使以方法論聞名於世的《新工具》，其實也是一種帶有強烈知識與實驗色彩的方法論。知識也是一種真理，卻常常是一種已經被證明的真理。這是培根與笛卡爾的不同之處，也是他在科學貢獻方麵比不過笛卡爾的地方。霍布斯的學說重在政治領域，他是當時經驗主義學說的一大家，而且是斬釘截鐵式的唯物論者，但其最主要的成就則在政治學說方麵。笛卡爾則不同，他本人即是大科學家、大數學家，他的哲學既富於科學精神，又有強烈的思辨特色。換句說話，就是他的哲學更近乎後來人們心目中的狹義哲學。
在對待中世紀經院哲學的態度上，三人也各有不同。培根是西方哲學史上第一位與中世紀哲學劃清界線的人，霍布斯則是一切中世紀哲學的批判者。笛卡爾哲學自然是西方最先成熟的近代哲學。唯其如此，他對中世紀經院哲學並不采取完全否定的態度，當然，他也不屑去為他們作辯護，隻是在他自己的體係中，吸收和保留了經院哲學的有益因素。他的這個特點，是好是壞，總難論定。
因為有上述種種原因，笛卡爾哲學便形成自己獨特的體係與風格。
(1) -株倒著生長的知識樹
笛卡爾的哲學體係是以形而上學作為其全部學說的基礎的。他有他的道理。他將人類知識比喻為一株大樹，他看到了各個學科之間存在著種種內在聯係。這也和培根不一樣。培根也重視分科，但他的分科全以他的歸納法作依據，歸納的結果，雖然排擠了神學，卻失之粗疏，不能揭示備學科之間的內在關係。笛卡爾認為人類知識像一棵樹，形而上學是這棵樹的樹根，物理學是這樹的樹幹，樹的枝端則是眾多的支脈學科。這些學科中最主要的是機械學、醫藥學和倫理學。為什麼這三門學科更為重要呢？因為機械學直接為人類的生活需求服務，醫藥學直接為人類的健康服務，倫理學直接為人類的幸福與安寧服務。很顯然，笛卡爾使用的是演繹法，他從樹根一一形而上學方法開始，經過演繹，而根幹而枝經，形成有秩的係統的知識體係。
笛卡爾以形而上學作為人類知識的樹根，而且相信天賦真理的存在。在他看來，人的知識，即使你沒有正確地認識和把握它，它也是必然存在的，其情形就如同上帝的存在一樣。但是這種知識的先天存在，和人類對它的認識，卻又不是自然出現的。其間需要人自己的努力，需要思索和懷疑。一方麵，他承認人類知識的先天存在，另一方麵又主張人類隻能通過思考和懷疑才能達到知識境界。這既不像傳統的神學觀念，又不像經驗主義。雖然笛卡爾哲學的這種先驗觀念從來沒有使讀者真正滿意過，但其基本輪廓倒也清楚。他將形而上學作為人類知識基礎的根據在此。很不幸笛卡爾的哲學知識樹，卻是一株倒著生長的樹，他的樹的樹根不是活生生的物質，而是一種超自然的精神。
笛卡爾一麵相信上帝的存在，一方麵又要進行獨立的人的純粹形而上學式的思考。於是，他的哲學結構便形成雙元性質：一方麵，強調入的知識的先天性，一方麵又強調人的認識的後天性；一方麵把形而上學的地位抬得很高，一方麵又承認物理學的主幹作用。由此看來，笛卡爾先生確是一個很不幸的人。他常在上帝與科學之間奔忙，一仆而二主，讓他大傷腦筋。難怪馬克思評論他的哲學，認為他“把他的哲學和他的形而上學完全分開”，其中一半是唯心主義，一半是唯物主義。
(2)不無幽默的宗教觀
笛卡爾自稱是一名虔誠的天主教徒，而且為著保證自己的恭順與虔減，還自己動手給自己規定了行為守則。守則中還保證“服從我國的法律和習慣”，而且“篤守上帝恩賜我從小就領受到的宗教信仰”。他自認為忠實於信仰，忠誠於上帝，而且態度嚴肅地證明“上帝必然存在”。他說：“因為說比較完滿的東西出於並且依賴於比較不完滿的東西，其矛盾實在不下於說有某種東西是從虛無中產生的，所以，我是不能夠從我自己把這個觀念造出來的；因此隻能說，是由一個真正比我更完滿的本性把這個觀念放進我心裏來的，而且這個本性具有我所能想到的一切完滿性，就是說，簡單一句話，它就是上帝。”
上帝不能懷疑，上帝不容懷疑，上帝是一切完滿性的創造者，因此，上帝也必然是最完滿的。
笛卡爾對上帝的虔誠確實可以從他的許多著作中翻檢出來，至少在他的自我感覺方麵：他正好是一個真正的天主教徒。但是，任憑他對天主教和上帝有這般天真可愛的感情，天主教會對他卻從來沒有滿意過。所以，盡管有法國紅衣主教黎塞留的支持，盡管荷蘭在當時是最具有思想自由的國度，他住在法國，依然不舒服，搬到荷蘭，同樣難得平靜。而且，在他死後13年，他的著作又被列入羅馬天主教會的禁書目錄。到了1691年，連法國皇帝對他的著作也不耐煩起來，於是發布禁令，禁止在法國的任何學校中教授有關笛卡爾哲學的任何著作。笛卡爾與教會與王朝的關係，正可謂落花有意，流水無情。笛卡爾先生54歲就早早死了，謝天射地。
笛卡爾先生真是冤枉啊！
但是，也不。如果我們不是從字麵上而是從他的深層意義上分析笛卡爾的宗教觀，就會很容易的發現，這位很虔誠的天主教徒，其實並不虔誠。所謂虔誠雲雲，不過是他的自我感覺罷了。
實際上，笛卡爾是西方近代史上第一個試圖以哲學方式解釋宗教的，換個說法就是用人的眼光去看待上帝的人。依中世紀的教會傳統，哲學隻能是神學的附庸，哲學家隻能是教會的奴仆，現在好了，你竟敢用哲學的眼光來看待宗教，甚至來論證上帝，而且不是一般地論證，還是虔誠地論證，這種虔誠，豈能要得。但笛卡爾自有理由，他說：“我一向認為，上帝和靈魂這兩個問題是應該用哲學的理由而不應該用神學的理由去論證的主要問題。因為，盡管對於像我們這樣的一些信教的人來說，光憑信仰就足以使我們相信有一個上帝，相信人的靈魂是不隨肉體一起死亡的，可是對於什麼宗教都不信，甚至什麼道德都不信的人，如果不先用自然的理由來證明這兩個東西，我們就肯定說服不了他們。”他的這番說明，自然也是真誠的。不僅真誠，還頗有些向教會的各位大人討好獻媚的味道。然而，聰明的笛卡爾不幸又辦了一件蠢事：他忘記了，上帝無須證明，亦不準懷疑，懷疑就是異端。不信上帝就是罪惡，聰明的笛卡爾偏要把上帝證明給人們看，而且還講出這樣一篇道理出來，好像如不用哲學解釋宗教，宗教信仰就會完蛋似的。這與其說是對宗教的虔誠，不如說是對宗教的蔑視。笛卡爾先生真有點聰明反被聰明誤了。
對此，黑格爾也有很精辟的論述。他說：“從笛卡爾起，哲學一下轉入了一個完全不同的範圍，一個完全不同的觀點，也就是轉入主觀性的領域，轉入確定的東西。宗教所假定的東西被拋棄了，人們尋求的隻是證明，不是內容。”這方法其實並非笛卡爾的個人之見，至少在布魯諾那裏已見端倪，而在霍布斯那裏，已經在用人的眼光去看待國家了。但自笛卡爾始，人們開始不再以舊日的觀念看待宗教，即不用敬神的方式看待宗教，而是用哲學的眼光來看待它了。因為人們追求的隻是證明，不是內容了。不僅如此，黑格爾還進一步分析說：“因此，笛卡爾同費希特一樣，出發點是絕對確定的‘我’；我知道這個‘我’呈現在我心中。於是哲學得到了一個完全不同的基地。”
用“我”的觀點看待至高無尚、無所不在的上帝，已經十分褻瀆，更不要說，還要將這些觀點寫在紙上；印成書籍。笛卡爾以“我”的身份審視上帝的存在，不但想了，不但說了，而且說得十分大膽深刻且又新奇有趣，且有意無意語帶諷刺。他講得振振有辭：“既然我沒有任何理由相信，有個什麼上帝是騙子，既然我還對證明有一個上帝的那些理由進行過思考，因此僅僅建築在這個見解之上的懷疑理由當然是非常輕率的，並且是（姑且這麼說）形而上學的。可是，為了排除這個理由，我應該在一旦機會來到的時候，檢查一下是否有一個上帝；而一旦我找到了有一個上帝，我也應該檢查一下他是否是騙子。因為如果不認識這兩個事實真相，我就看不出我能夠把任何一件事情當作是可靠的。而為了我能夠有機會去做這種檢查而不致中斷我給我自己提出來的沉思次序，即從在我心裏首先找到的概念一步步地推論到後來可能在我心裏找到的概念，我就必須在這裏把我的全部思維分為幾類，必須考慮在哪些類裏真正有真理或有錯誤。”
夠了！如果舊教徒聽到這番議論，縱然不致氣得要殺人放火，大約也會忘記基督徒本應博愛眾生的本性的。
笛卡爾先生為了證明上帝，他先要懷疑上帝，他還要檢查上帝，檢查上帝是否真的存在，檢查上帝是否是個騙子。並且由此生發，一步一步，推導出在他的思維裏哪些是錯誤哪些是真理？
什麼真理，簡直是豈有此理。他的這種無比莊嚴、無比真誠、無比嚴謹的考證理論，在某些研究者看來，字字句句都是諷刺，都是輕蔑。笛卡爾的宗教觀，和他同時代的培根、霍布斯、伽桑狄、帕斯卡相比，似乎是最為溫和的一位。培根是主張科學與神學分開的，讓神學隻去管自己的事；伽桑狄則是一位唯物論者，對笛卡爾的這套邏輯持反對意見；帕斯卡認為考證上帝的存在全然沒有必要；霍布斯則幹脆對上帝與神學持否定態度。但是，即使將最為極端的霍布斯的宗教觀和笛卡爾的懷疑論相比較，如果我是一位17世紀的天主教徒的話，我也要說，霍布斯的態度固然來的十分罪惡，笛卡爾的論證卻更加刁鑽惡毒。於是，就有後來的禁書令，就有人幹脆認定笛卡爾是個無神論者。
笛卡爾算什麼無神論者！不過他以他特有的方式，對傳統神學來了一番刺心挖肝般的善意的懷疑，然後說，確實有上帝。
然而，天真智慧的笛卡爾，依然故我，隻管沿著自己的思路沉思下去，他認定：不管上帝曾經創造了多少特殊的宇宙，這些宇宙在‘自然規律’的作用下，必定或遲或早符合宇宙秩序，並演變成為實際存在的這個宇宙。他還聲稱，由於他的科學知識，他所知道的大自然及上帝的意向，比之不論《創世紀》作者所知道的，還是神學家們所曾夢想的，都要多得多。
(3)獨樹一幟的實踐思想
笛卡爾是個大數學家，因此他認為數學是哲學的典範。他渴望運用數學方法研究邏輯，努力創造一個具有如同數學的確實性一樣的思想體係。笛卡爾又是一位形而上學家，他相信人的認識的先驗性，並且總是免不去中世紀經驗哲學的風格與痕跡。然而他的哲學畢竟不是先驗哲學，也不是經院哲學，非但如此，他的哲學還是一種別具風采的實踐哲學。他認為：“哲學是關於人的認識的一切事物的完善的知識，既是為了指導生活，也是為了保持健康，發現各種技術。”
不用說，在西方近代哲學家中，笛卡爾無疑是最擅長深思的一位。但他的深思，並非神學家式的煩瑣哲學，也不是一般形而上學家式的冥思苦想，他是以科學為主幹，以現實生活作思想背景的沉思者。正如羅素所言，近代之前，柏拉圖之後，西方重要的哲學人物多為大學教授，但自近代之後，從笛卡爾直到康德那些鼎鼎大名的哲學家，卻絕少有在大學任教的了。實在現實生活就是他們的課堂．科學技術就是他們的專業，他們需要廣闊的天地作背景，“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笛卡爾在這方麵的表現尤為突出。他反對一切傳統觀念，認為這些觀念陳腐無用，習之不若不習，研究不若不研，愈習愈研愈糊塗。他認為重要的是研究世界這部大書，他說：“縱然我們熟悉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所有的推理，如果對任何命題不能作出健全的判斷，那就永遠不會成為哲學家。”為什麼熟悉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的所有推理而仍然不能成為哲學家？因為這些人類前賢的推理方法已經不再適應這個新時代的要求了。笛卡爾理所當然要對他們的方法予以懷疑。前賢已不能為師，宗教也不能作主，那麼，隻有向現實學習。
笛卡爾既是一位對近代科學世界的深思者，也是一位帶有獨特品位的實踐哲學的倡導人。
加上笛卡爾哲學原本具有雙元性特色，一方麵他願意承認上帝的存在，承認上帝是完備的萬能者；另‘一方麵他又對現實世界持有物理學幾何學式的物質理性觀點。他認為：“天和地隻不過是同樣的物質造成的，不可能有好些個世界。”神也罷，鬼也罷，懷疑也罷，沉思也罷，論及現實世界，對不起，隻有一個，而且這個世界還隻能由物質構成。他說：
“地和天是同樣一種物質造成的；即使有無窮多的世界，這些世界也隻是由這一種物質造成的；由此可見，不可能有好些個世界，因此我們明明白白地理解到，物質的本質僅僅在於它是一個廣延的東西，它把可能有這些其他世界存在的一切可以想象的空間都占據了，我們無法在自己的心裏發現任何別的物質的觀念。”
不僅隻有一類隻能用物質造成的世界，而且這個世界的運動也是絕對有規律的，“即令上帝創造出許多世界，也不會有一個世界不遵守這些規律。”
世界是物質的，物質世界的運動又是有規律的——聽起來多麼愜意啊！那麼，人呢？科學呢？人的意誌呢？笛卡爾的回答尤其令人滿意。他說：“一切科學隻不過是人類的智慧，而人類的智慧從來是獨一的，僅僅相似於它自己的，不管它施用於怎樣不同的對象；它不承認對象之間的任何差異，猶如陽光不承認陽光普照下萬物互相徑庭；所以大可不必把我們的心靈拘束於任何界限之內，既然正如運用某一單一技藝時的情況一樣，對一種真理的認識，並不使我們偏離對另一真理的揭示，相反，協助我們去揭示。”
而作為人的意誌，“在某種意義下，意誌可以說是無限的，因為我們看到，任何人的意誌的對象，甚至是上帝的無限意誌的對象，都可以成為我們意誌的對象。”
不但人的認識、人的意誌可以和上帝同步——同樣達到無限的境地，而且即令如此，笛卡爾還認為不夠氣派哩！他的理想——如果可以這樣講的話——用他自己的語言表述，是“使我們成為自然的主宰和占有者”。
把上述這些思想彙集在一起，是一幅多麼令人賞心悅目的實踐哲學景象。然而，真的笛卡爾哲學並非采用這樣的明確的邏輯體係。但從他的各種著作中，我們確實可以感到，他對這些思想的理解是深刻的，縱然這些思想在他那獨特的二元體係中並不因果分明也罷。
(4)奇妙的理論支點：我思故我在
“我思故我在”，是笛卡爾哲學的核心論點，也是他留給後人最有影響和魅力的一句格言。對這句格言，後來人曾有種種理解、種種爭論、種種體悟和種種不滿。有批評也有讚賞，有五體投地也有嗤之以鼻，有怒發衝冠也有據理以聞。直到近世的哲學巨匠康德、黑格爾，直到馬克思，直到現、當代哲學的各種各樣的代表人物，都對它發表過種種意見。否定者說，我思故我在，胡言亂語罷了，沒什麼價值。你思所以你存在，如果你不思了，比如你睡著了，休克了，死了，你就不存在了嗎？這實在是一個最最簡單的常識性問題，而且是不值一駁的常識性問題：我思故我在——不合常識。
然而，也不這麼簡單。真的簡單若此，還能引起那麼多智慧的頭顱對它產生興趣嗎？還能有那麼多偉大的哲學人物為它耗費寶貴的生命嗎？聰明智慧的笛卡爾還會為它著書立書嗎？
不錯，雖然隻有人才能思維，但作為一個人，即使他沒有思維了，他這個人不是依然存在嗎？然而，並非全然如此。因為思維是人的標誌，如果你失去這標誌——完全沒有思維能力了，盡管人們還可以認你是人，你卻已經失去自己，亦即失去作為人的存在了。而如果所有的人類都完全失去思維能力或沒有取得思維能力，那麼，若非人類的消失，便是人類的未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