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想,無論任何一個人,他是聖人也罷,偉人也罷,庸人也罷,壞人也罷,甚至一個低能兒也罷,他隻有存在人的思維,才有作為人的資格。他知道自己有父母,有親人,有朋友,有師長,有歡樂,有哀愁,有工作,有欲望;他明白自己要生存,要生活,要穿衣,要吃飯,要婚姻,要榮譽,要尊嚴,要文明。而且人生所有,無一可少。假如這一切都沒有了,至少在思維中不再有父母,不再有親人,不再有朋友,不再有師長,不再有喜、怒、哀、樂,不再有情愛、欲望,也不要生活,不要吃飯,不要婚姻,不要榮譽,不要尊嚴,不要文明,凡人生所有,一切皆無,那麼,即使他曾經是一個偉人,我們依然要說,他已經失去作為人的現實存在了,而且,在現代醫學臨床上確有這樣的人存在。不過現代醫學依然依其特性,給了他們一個十分形象又概括得十分準確的名稱——植物人。植物人者,如植物一般的人之所謂也。請問,植物可以算人嗎?如果可以,那麼伐樹便是殺人,殺人就該償命——這不亂了嗎?

然而,“我思故我在”這個命題確實缺點明顯,而且脫離笛卡爾哲學邏輯。這個命題的缺點還要明顯:

首先,它確實不合常識。常識告訴我們:物質與精神本不能絕然割裂。一方麵,沒有思維固然不足為人,或者失去思維便失去人的本征;另一方麵,連人都沒有,何以言思。我思故我在——你不在焉有其思?

其次,思維不能自然取得。比如初生的嬰兒就沒有思維,至少沒有完整的思維,充其量,他隻是具備了開發思維的生理基礎,而不能自然獲得思維能力,他也絕對不明白什麼是“我思故我在”。否則,笛卡爾就不必入拉夫賴公校學習,更不必花費那麼多時間——生命去讀世界這本大書了。

那麼,笛卡爾本人的思路是怎樣的呢?

他的基本思路在他的代表作《第一沉思集》中有十分清晰的表現。

《第一沉思集》共提出6個沉思,6個沉思環環相扣,6個沉思的發展過程,就是他哲學的思維軌跡。

他的第二個沉思,先從懷疑談起,因為要懷疑,所以要沉思,但懷疑和沉思不是平空妄想而是與科學直接關聯。他說:“我提出了隻要我們在科學裏除了直到現在已有的那些根據之外,還找不到別的根據,那麼我們就有理由懷疑一切,特別是物質性的東西。”

第二個沉思是第一個沉思的邏輯發展,也是沉思集的重點所在,中心討論懷疑方法。他說:“在第三個沉思裏,精神用它本身的自由,對一切事物的存在隻要有一點點懷疑,就假定它們都不存在,不過決不能認為它自己不存在。”或者換句通俗的語言講,即懷疑什麼,如何懷疑?

第三個沉思是討論上帝的存在的,第四個沉思討論真理和錯誤。第五、第六個沉思都劃在討論物體存在的範疇內,但二者的側重有所不同:第五個沉思重在繼續討論上帝的存在,第六個沉思則重在討論靈魂和肉體的關係問題。

這樣,我們可以大略知道笛卡爾的思路了。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這一命題,從懷疑的根據講起,爾後討論懷疑的方法,爾後討論上帝的存在,爾後討論真理與錯誤,爾後討論物質性內容的本質,並再論上帝的存在,最後討論靈魂與肉體的關係問題。

那麼,為什麼笛卡爾要選擇這樣一種方法呢?

因為,第一,笛卡爾的時代,正是個人主義開始興盛起來的時代。在此之前,個人主義之風雖有發端,未見強調——微風四起,大勢未成。人文主義時代,主要是爭取人的地位——人應該在神的麵前占據自己的一席之地。於是畫家畫人,縱畫神亦如打破神學舊說,有意無意地站在與中世紀神學傳統對立的位置。但是人還不是“我”,雖然“我”的的確確是人,這是一條不能倒置過來的比較語。這種情形在培根那裏還不十分突出;霍布斯出於自己學說體係,對這一點自然未予十分重視,他的注意力不在個人主義品位上,而以國家學說為重點。笛卡爾應運而生,便以個人主義先驅者思想家的姿態,以“我”的嶄新麵貌出現,單槍匹馬,智者神思,來討論和實踐曆史已經提出並且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那麼,為什麼這樣的時代必然產生這樣的主題?回答說因為資本主義自由經濟時代,所深情呼喚的正好是個人主義的價值觀念,而它的早期形式,便以笛卡爾式的獨特哲學方式登上了曆史舞台。對此,黑格爾曾有十分精辟的分析。他說,笛卡爾哲學的“出發點是絕對確定的‘我,;我知道這個‘我’呈現在我心中。於是哲學得到了一個完全不同的基地。考察內容本身並不是第一件事;隻有‘我’是確定的、直接的。我可以把我的一切觀念都抽掉[但是抽不掉‘我’。思維是第一件事;隨之而來的下一個規定是與思維直接聯係著的,即存在的規定。我思維,這個思維就直接包含著我的存在;他說,這是一切哲學的絕對基礎。”

形象地說,笛卡爾正是從“我”的視角出發,以思維主體以懷疑為方法,開始了他的帶有強烈色彩的哲學之旅。

但是笛卡爾在提出和論證他的這個命題時,卻絕非一件輕而易舉的事。處在他的地位,他既沒有霍布斯式的大刀闊斧的氣中的第一原理。”

笛卡爾對他的這個哲學思想不但十分珍視,而且充滿信心。他說,他所從事的哲學思考,隻是為了“尋求真理”,而且為達此目的,“我可以懷疑一切,甚至懷疑數學命題。”

不僅如此,他認為懷疑乃是一種自由,他宣稱“我們有豐富的經驗證明,我們擁有一種自由,永遠可以把那些並非十分確實、並無充分根據的東西放棄掉。”

笛卡爾不作虛言,他講“我思故我在”,其目的在於:懷疑那些舊有的傳統和思想方法,舊有的規矩和理論,舊有的理念和體係,舊有的神學和數學,乃至一切舊有的哲學、科學與文化。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就是要以我的思維證明我的存在,而以我的存在懷疑一切舊的傳統,進而證明那些經過懷疑而得以確認的真理。

也唯其如此,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就不僅僅是一句名言,一句格言,或一條發人深思的妙語——那就太小看笛卡爾了,而是代表了一種思潮,一個內涵嚴謹的哲學體係和一個曆史時代。

笛卡爾哲學強調人的思維作用,正是繼承和發展了人文主義哲學的道統與精神;

笛卡爾哲學強調“我”的思維作用,又代表和反映了個人主義價值體係的興趣與成熟;

笛卡爾哲學強調“思”的理論價值,又突兀了大陸理性主義哲學的風格與特征。

從笛卡爾的一生看,他本來是一個紳士風度十足的學者,他對宗教勢力是敬畏的,對上帝尤其敬畏;對政治勢力是懼怕的,對極端政治勢力尤其懼怕。唯有在哲學思維方麵,他才表現出他本來應有的那種凜然無畏的學者正氣。他在《第一哲學沉思集》中這樣表白過自己的決心和勇氣:

“因此我要假定有某一個妖怪,而不是一個真正的上帝(他是至上的真理源泉),這個妖怪的狡詐和欺騙手段不亞於他本領的強大,他用盡了他的機智來騙我。我要認為天、空氣、地、顏色、形狀、聲音以及我們所看到的一切外界事物都不過是他用來騙取我輕信的一些假象和騙局。我要把我自己看成是本來就沒有手,沒有眼睛,沒有肉,沒有血,什麼感官都沒有,而卻錯誤地相信我有這些東西。我要堅決地保持這種想法;如果用這個辦法我還認識不了什麼真理,那麼至少我有能力不去下判斷。就是因為這個原故,我要小心從事,不去相信任何錯誤的東西,並且使我在精神上做好準備去對付這個大騙子的一切狡詐手段,讓他永遠沒有可能強加給我任何東西,不管他多麼強大,多麼狡詐。”

諸位請想,為著保衛自己的思想,哪怕是“有某一個妖怪”;而且這個“妖怪的狡詐和欺騙手段不亞於他本領的強大”,並“他用盡了他的機智來騙我”。——這可真是一個十分嚴峻,又十分特別的考驗。但紳士風度十足的笛卡爾先生,麵對這般形勢,會怎麼樣呢?“不管他多麼強大,多麼狡詐”,一概不懼。非但不懼,還要“小心從事”,該懷疑的依1日去懷疑。

歐洲人的表達方式的確太過複雜,倘換成我們中國人的語言,就是“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誌”。

確實,從笛卡爾哲學所起的曆史作用看,他的確沒有白費心思。

(5)二元特色的理性倫理觀

笛卡爾重視倫理學,同時也重視對人的研究。但他的研究同樣具有二元論色彩。他認為人的肉體和靈魂並非處在一元性體係內,這一點他就不如培根。在他看來,人的肉體如同一切物質一樣,是具有廣延性的實體,而且這個實體也和其他實體一樣,遵循物理學規律。而人的靈魂,既非實體,也不具有廣延性,所以也不遵循物理學規律。遺憾的是,靈魂畢竟不能完全離開肉體而存在,於是人的肉體就成為“靈魂的住所”。這樣的解釋不免牽強,雖然笛卡爾在人的肉體與靈魂的關係上下了不少功夫,卻收獲不多。他的結論,不是有背科學,就是流於膚淺。

總的來講,笛卡爾對人自身的研究,遠不如他對人的思維的研究來得更有深意也更有新意。

笛卡爾的倫理觀念,集中地表現在他的理性至上的倫理原則上。無論論及知識,論及人品,論及學識,論及思想,論及道德,他都毫無例外地把他的理性觀念置於主導位置。笛卡爾不愧是一位恪守“我思故我在”思想原則的理性主義大師,他對他所研究的一切,均要先經過懷疑性思維,然後予以確認。

因為有這樣的理性原則作基礎,才派生出他倫理觀念中的兩個重要內容:一個是理性支配感情,一個是知識便是道德。他認為,人的基本感情有6種,即:驚恐、愛恨、快樂和痛苦等。在他看來,這些感情原本無好也無壞。隻要它們能夠接受理性的支配,任何一種感情都可以成為美好的感情,反之,任何一種感情都會變成不好的內容。我們套用一個通俗的比喻:感情好比一架鋼琴,理性好比琴手,再好的鋼琴,遇上糟糕的鋼琴手也彈不出好調調。

同樣,唯有合乎知識,才能合乎道德。道德是理性的肉體。沒有知識與理性,道德便成行屍走肉——馬上變成不道德。

這兩點集中體現了笛卡爾倫理思想的可貴之處。中世紀式的舊傳統,感情隻能獻給上帝,道德隻能合乎神學,說到底,就是取消人格,取消自我,取消思考,一味盲從。

笛卡爾主張理性統帥感情,道德合乎知識,本身就是對舊的倫理觀念的一種反叛。不過他所采取的方式,不是如霍布斯一樣的站在教堂門口麵對上帝宣戰,而是繞到教堂背後,另開一處通向理性的大門,讓人類的情感、道德從這大門出來,向著理性歸順。他不敢公開反叛,隻擅長便宜行事。

笛卡爾的道德觀念,既有循規蹈矩,麵對教會權威服貼順從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庸人色彩,又有推崇理性,認為唯有求知才能至善的學人風範,還有懷疑一切,不惜打破一切傳統的誌士風采。在這樣複雜的基礎上,他曾有幾條建立新的道德學的準則。這些準則分明體現著他的理性風格,但也間或散發出某種庸人氣味——笛卡爾的倫理思想有如他的理性主義哲學的縮影。如他的準則中的第三條說:“寧永遠盡量克服自已,而不去克服命運,寧可改變我的欲望,而不去改變世界的秩序,並且一般地要使我自己習慣於這樣一個信念,就是,除了我們自己的思想以外沒有東西是受我們絕對控製的。”第四條上又說:“把我的一生貢獻於我的理性的培養,並依照我為自己所立的方法原則,盡我力所能及,在真理的知識中求得最大進步。”

4,爭議與影響

因為笛卡爾哲學確實有著特別豐富的內涵並且十分出色地反映了他那個時代的特性,也因為笛卡爾哲學的二元論性質使得他的哲學思想裏往往充滿一些難於調和的矛盾,所以在他生前和死後,對他的哲學一直存在著各種各樣的爭論。他本人也確實具有一種頑強的自信和博大的胸襟,他的著作例如那部名聞遐邇的《第一哲學沉思錄》,在出版前就曾廣泛征求意見,並且真的就收到種種批判。而他將這部著作付梓時,也把那些批評意見一並收入,又加入自己對這些批評的反駁。按這書的全部漢字版麵計算,其原文隻有85頁,而對他的批判則有170頁,加上他的答辯,一本原本隻有八九十頁的小書,竟變成一部430餘頁的長篇大作。

在這些批評者中,頗有一些極負盛名的哲學家,也有一些神學家。其中最為著名的人物,包括英國經驗主義哲學家霍布斯和笛卡爾的同胞伽桑狄以及與笛卡爾同時的大數學家帕斯卡。他們的這些批評,或者以不留情麵而聞名,或者以文風潑辣而著稱,這裏摘引兩段。

第一例,霍布斯對笛卡爾第二個沉思的反駁,主題是“關於第二個沉思論人的精神的本性”。霍布斯寫道:

“‘我是一個在思維的東西’。說得非常好,因為從我思維或從我有一個觀念,可以推論出我是有思維的,因為我思維和我是在思維的,二者是一個意思。從我是在思維的,得出我存在;因為思維的東西並非什麼都不是。不過,我們的著者在這裏加上了‘也就是說,一個精神,一個靈魂,一個理智,一個理性,,從這裏就[給我]產生出來一個懷疑。因為我認為:說我是在思維的,因而我是一個思維,或者說,我是有理智的,因而我是一個理智,這樣的推理是不正確的。因為我也可以用同樣的推理說,我是在散步,因而我是一個散步。”

風馳電掣,寸鐵能屈,正是霍布斯風格。他的結論是,按照笛卡爾的邏輯,“我是在散步,因而我是一個散步”,不但語含譏諷,而且頗難答辯。

第二個例子,是法國近代著名哲學家,也是笛卡爾的同胞伽桑狄的反駁。順便說,伽桑狄一生沒有寫一本係統闡述自己哲學思想的著作,雖然他本人也是一位著名的哲學家和科學家。他的哲學觀念與霍布斯頗有相通之處,兩個人的私人關係也很密切。他在科學領域,又是伽裏略物理學的支持者和擁護者。他的哲學思想,主要是通過對笛卡爾哲學的反駁中表達出來的。他的這些反駁,也曾單獨出版——在我國就有這樣的版本。他的思想在世界範圍內也具有相當影響。這裏引的一段話,也是反駁笛卡爾“我思故我在”這個哲學命題的。伽桑狄寫道:

“你接著說,隻有思維是同你分不開的。這卻不能否認你,主要因為你隻是一個精神,而在靈魂的實體和你的實體之間,除了在經院裏大家所說的那種理性的區別之外,你不承認有其他區別。不過,我還猶疑,不知道當你說思維是同你分不開的時候,你的意思是否是說:隻要你存在,你就一直不停地思維。當然在這一點上是和某些古代思想家的思想是有很大的共同之處的,他們為了證明人的靈魂不滅,說靈魂是在一種不斷地運動狀態中,即,按照我的理解,它一直在思維。可是對於不能懂得我怎麼可能在昏睡狀態中思維,怎麼可能在你母親的肚子裏思維的那些人,卻不好說服。再說,我不知道是否你認為早在你母親肚子裏的時候,或者在你從你母親的肚子裏出來的時候,你已經被滲透到你的肉體裏,或滲透到你的肉體的某一部分裏去了。不過我不想再進一步追問你,甚至也不想問你,當你還在你母親肚子裏的時候,或剛出來的頭幾天,或頭個月,或頭幾年,你是否還記得你都思維了些什麼?”

這樣的問題,確實有些難纏;倘若就事論事,確也問得頗有道理。

笛卡爾去世之後,對他學說的爭論,一直沒有止息,批評者中,從洛克到康德,又從康德到馬克思,一直到現代的許多哲學大家。大家批評笛卡爾,指出他學說中的自相矛盾。然而,沒有這些自相矛盾,笛卡爾還成其為笛卡爾嗎?還是羅素先生講得好:

“笛卡爾身上有著一種動搖不決的兩麵性:一麵是他從當時的科學學來的東西,另一麵是拉夫賴公校傳授給他的經院哲學。這種兩麵性讓他陷入自相矛盾,但是也使他富於豐碩的思想,非任何完全邏輯的哲學家所能及。自圓其說也許會讓他僅僅成為一派新經院哲學的創始者,然而自相矛盾,倒把他造就成兩個重要而背馳的哲學流派的源泉。”

一個笛卡爾,就讓人們一代一代對他爭論了幾百年——幾百年猶未有窮期;而一位能引起幾百年爭論和興趣的人物,我們非承認他是一位偉人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