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社會上給這本書的評價是非常高的，讚譽之聲鋪天蓋地：開天地之先；劃時代意義，亞洲哲學研究的先驅；創始之功，不可埋沒……
在這一片崇拜的聲音裏，梁啟超卻做了一件讓胡適很沒麵子的事情——他在北京大學的演講中公然批評《中國哲學史大綱》。
但凡學者，一般是不缺少嘴上功夫的。他們不屑於很髒的罵人，但一定會言之鑿鑿，讓你啞口無言。這是兩個學術巨頭的論戰，單就事件本身而言，已經很有看點了，更遑論梁啟超還引經據典、條分縷析，聽起來確實很養耳朵。
“我相信胡先生不是輕薄人，但時髦氣未免重些，有時投合社會淺薄心理，順嘴多說句把俏皮話，書中還有幾處如此。我還記得《胡適文存》裏頭有一篇說什麼‘專打孔家店’的話，我以為這種閑言語以少講為是。辯論問題，原該當仁不讓，對於對麵的人格總要表相當敬禮，若是嬉笑怒罵，便連自己言論的價值都減損了。”
但同時，他也肯定該書的學術價值：“我所批評的，不敢說都對，假令都對，然而原書的價值並不因此而減損。因為這本書自有他的立腳點，他的立腳點很站得住。這書處處表現出著作人的個性，他那敏銳的觀察力、致密的組織力、大膽的創造力，都是‘不廢江河萬古流’的。”
這樣的批評，胡適是很少有“機會”聽到的。若是換成別人這樣說，那是不自量力。但話從梁啟超嘴裏說出來，即便他心裏不服，也絕對不能表現出來。所謂宗師巨匠，最重要的儀範之一就是風度。連別人提點兒反對意見都受不住，還有什麼資格做老大？
胡適也禮貌地道了謝，麵上沒有絲毫不悅之色。但是，說他心裏不窩火那是不可能的。自己的得意之作被人公然而毫不留情地批評，絕不是簡單的顏麵問題了。
縱觀兩人一生的交往，類似這樣不愉快的小插曲始終存在。
1921年，梁啟超將他用十多年所作的《墨子》箋注輯為《墨經校釋》四卷，並請胡適為該書作序。胡適用的正是梁啟超的“套路”：先肯定，再批評，而且批評得並不委婉。梁啟超一看，雖然沒說什麼，還讚許胡適這種“極純篤的學者風度於學風大有所裨”，卻在編寫書稿時把胡適的序排到了書的末尾，而把自己反駁的文章放在書前。
公道地說，梁啟超這麼做有點不厚道。是你自己請別人作序，卻又因為別人說話不太中聽就給放到了末尾，實在有失風度。胡適當年也算是學術界的人物了，被他這樣對待，雖然不好公開著惱，但心裏必然是堵著一口氣的。誰都年輕過，難免氣盛。
無論是誰，跟“偶像”做朋友都很有“風險”。特別是在有能力超越時，交往起來就更尷尬了。“欣賞”跟“服氣”離得再近，也存在著無法逾越的距離。這對忘年交，也克服不了這種先天的障礙。
愛吾師，更愛真理；愛吾友，更愛真理。
對他們來說，這或許也是必須要遵守的規則。
1929年1月19日，一代學術大師梁啟超離世。當時還住在上海的胡適，得知消息後馬上乘車趕往北京。遺憾的是等他到時，梁啟超已經去世了。
胡適為梁啟超作了一副挽聯：“文字奇功，神州革命；生平自許，中國新民。”
想到這個人永遠不在了，胡適是很難過的。他發現在死亡麵前，一切都沒那麼重要了。梁啟超從前那“一點點爭勝之意”，他原先“有點介意”，可如今，他“很原諒他”，也不想計較了。
這都表示他的天真爛漫，全無掩飾，不是他的短處，正是可愛之處。
——胡適
他隻是覺得遺憾。他在日記裏悵然地說：“近年他待我很好，可惜我近年沒機會多同他談談。”
“任公為人最是和藹可親了……明明是一代宗師，卻全無城府，一團孩子氣。思成、徽因，有這樣一位父親，你們想象不到你們有多幸運……”落日西斜，胡適坐在梁家的客廳裏歎息地說道。
所有人都沉默了。或許，這樣的霞光、這樣昏暗的光線，很適合靜靜地想念一個人。所以，他們決定偶爾“放縱”自己一次，陪著舊識，去想念一個已經不在了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