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誰那麼大膽，”林徽因也順勢接過話茬兒，笑著說，“連胡先生的大作都敢挑毛病？這不是魯班門前弄大斧嗎？”
“魯班……不是……木匠嗎？為什麼……在他門前弄……大斧？”一直插不上話的費正清聽到一長串他理解不了的詞彙，趕緊發問。
這一問，大家都樂了。
你瞧，煩惱麵前人人平等。不管是誰，總會有不如意和無能為力的時候。
領導了新文化運動、聞名天下的胡適，已經四十多歲了。他曾經是一個母親最驕傲的兒子，也曾是無數學子景仰崇拜的導師、天下人敬重的對象。按照中國人七十古稀的說法，他的人生業已過半。有忠貞的理想，也有無奈的勘破；有無數的煩惱，也有不少的榮耀；有過珍愛的人，也有過辜負的人，還有形形色色的好朋友和壞朋友。這樣的人生，算不上圓滿，卻也絕對可說不虛此行。
這一次落筆，於他本人，甚至於整個文化界來說，都有重要的總結意義。
然而，他已不能再像從前那樣，拿著他的自述去跟對他一生影響深遠的老師梁啟超爭論、探討了。如果他還在，或許會指著其中的某個細節提出質疑，也或者針對他的行文方式交流一下看法，還有可能發表一篇關於思想性與曆史性的宏論……
曾經影響了整個中國的梁啟超，在給兒子的家書裏，居然隻是溫情款款地要求他們：“我是個主張趣味主義的人，倘若用化學化分‘梁啟超’這件東西，把裏頭所含一種元素名叫‘趣味’的抽出來，隻怕所剩下的僅有個0了。我每曆若幹時候，趣味轉過新方麵，便覺得像換個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雖不願你們學我那泛濫無歸的短處，但最少，你們參采我那爛漫向榮的長處。”
是啊，不管別人如何評論他是個狡詐的“陰謀家”和“反複無常”的小人，在親友眼中，他隻是一個“一團孩子氣”的長者。
胡適覺得有些寂寞。
能有一個強大的“敵人”是件多麼幸福的事情啊！他打擊你，卻能一語道破你的劣勢與不足；他對你造成“威脅”，卻能讓你時刻都有一分警惕，不敢懈怠。
當年他跟梁啟超，可不就是一種讓人興奮與刺激的、亦師亦友亦敵的關係嗎？
如今他坐在這裏，麵前是那位老友心愛的兒子與兒媳，可他卻隻能隔著悠長的歲月默默地想念。沒有“攻擊”，也沒有惺惺相惜，更沒有那種棋逢對手的快意。這種悵然豈是旁人能夠明白的？
你千萬不要以為胡適與梁啟超之間的交往，全是溫情脈脈、你敬我讓的。在男人的世界裏，惺惺相惜是存在的，可深藏於表麵之下的暗流湧動是永遠都不可能消失的。而一個故事之所以能傳唱成一段佳話，也恰恰是因為他們在克服了那些真實、不偽飾的“摩擦”與爭執之後，含笑快慰地和解。
其實，胡適與梁啟超之間，除了師友關係，還有一種很微妙、很耐人尋味的關係——敵人。
胡適真正結識梁啟超，是在20世紀20年代。從遙遠的神交到成為現實生活中的親密朋友，歲月已經匆匆過去了十數年。
1917年夏天，胡適結束在美國的學業回到中國，並進入北京大學成為該校的教授。後來，他跟陳獨秀一起領導了新文化運動，自此聲名鵲起，漸漸成為新一代學壇領袖。
那個時候，梁啟超已經從日本回國，幾番起落沉浮後，終於在1918年10月公開表示放棄政治活動，自此以後全心致力於教育事業，從事研究和著述。
1919年11月20日，胡適給梁啟超寫了平生第一封信，算是兩人正式交往的開始。但是，直到第二年的3月21日，胡適才“初見梁任公”。
彼時的胡適，已不是當年那個隔著書本與文字迢迢仰望的少年，他已有了足夠穩固的“江湖地位”，比起前輩梁啟超，並不遜色多少。對於這次見麵，其間的微妙與耐人尋味之處，實在無法為外人道也。
事實上，哪一個江湖大佬與後起之秀見麵是發自內心的一團和氣呢？此間不動聲色的“較量”，也是一切盡在不言中。
胡適終於見到了梁啟超，一見之下，便引為知己，來往日益密切。他們確實是那種可以聊天的朋友：時政、學術、人生，可艱深可平實，可爭論可共鳴。人生得一知己如此，確是幸事。
但是，這種和諧中也夾雜著星星點點的火藥味。
1919年2月，胡適的哲學思想史專著《中國哲學史大綱》出版，轟動一時。胡適本人對此也很自信，不客氣地說：“我自信，治中國哲學史，我是開山的人，這一件事要算是中國一件大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