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4月19日，錢端升又發表了《黃郛與華北》一文，繼續宣揚抗日理論，聲討黃氏的妥協行為。
如果說《論華北大勢——兼送黃委員長南行》是“點火”的話，《黃郛與華北》就無異於“澆油”了。在政府打出“攘外必先安內”的大旗時，他錢端升一個書生，怎可一而再、再而三地大放厥詞，質疑當局的決定？
事情的結果幾乎是可以預料到的：錢端升接二連三發表這樣“不合時宜”的文章，讓蔣介石大為惱火。不久，錢端升被迫去職，南下前往南京中央大學任教。
時光深處的夢想
錢端升離開了北平，離開了他的朋友們。梁家少了一個激昂憂憤的客人，梁家客廳的主人與其他客人卻自此多了一份深遠的牽掛。
聚集在梁家的客廳裏說文論道、意趣風雅的客人們，都是社會的精英，各有所長。雖身處不同的行業，卻因一份共同的誌趣與情懷而成為了摯友。即使時空阻隔、際遇不同，也不曾減少對彼此的情誼。
離開北平的錢端升，在老友們遙遙的惦記中繼續著他的生活。他依舊是那個熱血書生，在艱難的現實裏教書布道、奔走呼號。然而，這個世界終究不隻是存活在有誌者的想象中。它真實的麵貌，要比那些孩子氣的期許醜陋許多。
彼時的錢端升，已經失去了“領袖”的喜愛，孤身掙紮在那個讓他漸漸陌生與不自在的圈子裏，像是一個孤獨的俠客。雖有舊友的相惜與相顧，卻總不能脫困於現實的尷尬。這就是一個不合時宜的知識分子的悲哀。有心報國，卻無力回天。
《益世報》事件之後，錢端升的好友，武漢大學首任校長、國民政府教育部部長王世傑，由於認可錢端升的學識才幹，在推薦教育部次長繼任人選時，仍向老蔣大力推薦了錢端升。可蔣介石顯然不願意再招惹錢端升這樣的“麻煩”，大手一揮，就把他否決了。
即便這樣，錢端升還是恪守著他當初的理想，治學、醒世、報國。即便被冷遇、被漠視，他也繼續著他當初的堅持。盡管這份堅持已經顯得有點可笑。
在主持《益世報》期間，錢端升曾發表過一篇名為《關於憲法草案的根本問題》的社論。他認為當前中國不適宜有憲法：“我們應先知道中國現在需要的是什麼。中國現代需要的，第一步是安定的政局，第二步是統一的國民意誌，第三步是有力的政府。”
這篇社論發表在黃郛事件之後。也就是說，在政府和“領袖”已對他不滿的情況下，他依然願意服從他想象中的那個“有力的政府”。
這是對政府獻媚嗎？這是在變相地求“原諒”嗎？
是，或者不是，每個人的判斷與答案不盡相同。即便錢端升還在，他可能也隻是付之一笑，不作辯解。對於懂他和相信他的人而言，不必多言，也無需多言。反之，則多說無益。
古往今來，以“文章報國”為誌的書生們，雖觀點不一、見解不同，卻總有一點是一致的，那就是忠於自己信奉和堅持的信條，忠於自己對這個國家的情感。
所以，他們真正忠誠的，絕非掌握著生殺大權和個人命運的某個政府、某個“領袖”。
隨著時間的推移，在看到自己寄予厚望和期許的政府越來越不一樣，並且離那個獨立而自強的國家未來越來越遠時，錢端升的失望與動搖自是不必多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