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要從1933年的春天說起。
“九一八事變”爆發後，日本的狼子野心已是昭然若揭。其後更是步步緊逼，大行侵略之事。1933年3月，日軍占領了熱河，逼近平津，並進攻長城各關口，華北局勢一片危急，人心不安。
在這種情況下，國民政府成立了“行政院駐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任“同盟會”早期的成員、國民黨元老黃郛為委員長，負責對日交涉停戰問題。
“大人物”來辦大事，本可成就一樁大快人心的好事。可惜啊，民眾翹首以待並沒有等來期望中的結局。
經過與日本關東軍副參謀長岡村寧次的數次秘密交涉，“黃委員長”代表國民政府與日本簽訂了《塘沽協定》。而這項協定，實際上就等於承認了日本對東北、熱河的占領。
在中國近現代史上，政府與外國侵略者簽訂的喪權辱國條約確實為數不少。可在一個信仰“三民主義”的政權體製內，依然簽訂這樣的條約，實在是讓人失望。任何一個有血性的人看到了，都會憤怒，都會忍不住拍案而起。
可是，在華北局勢暫緩的假象下，國民政府更願意相信這樣的舉措是“顧全大局”、從長計議。而且，他們也以此來要求民眾，要求他們保有這樣的“共識”。
“民心”這個東西，是強權逼迫不出來的。你可以限製老百姓吃什麼、住什麼、說什麼話，卻不能管住他們心裏想什麼。在生存和人格雙雙受到踐踏的時候，民眾是不會滿足於假象帶來的恥辱的。
接下來，“黃委員長”又代表國民政府與日本進行了華北的善後交涉談判，並於1934年與日方達成華北與偽滿洲國通車、通郵的協議，等於是變相承認了偽滿洲國的存在。
一時間，輿論沸騰，國民黨當局遭到一片罵聲。
時任《益世報》主筆的錢端升，就是在這樣的局勢下發表了《論華北大勢——兼送黃委員長南行》一文。就是這篇文章，斷送了錢端升的光輝“仕途”，讓他在蔣介石心中的形象大打了折扣。
在這篇文章中，錢端升痛斥黃郛的妥協，並鞭辟入裏地分析出了中日之間問題的實質，一針見血地戳穿了日本對華戰爭的真相：
“我們以為日本人對華的最後目標在製服中國（或武力並吞，或攻守同盟，或經濟操縱）。在沒有達到最後目標以前，他們的欲望是不會滿足的，他們一定是得寸進尺，得尺進尺，有機便乘的。”
“黃氏本以熟悉日本情形見稱於時，國人所期望於他者當然也在此處。但聯絡好感的條件如是權利的割讓，如通車等，則我們寧可不要好感，寧可受浪人的擾亂。我們隻能有一分力量，則用一分力量來抵抗。中日問題根本是無法解決的，我們願黃氏對於妥協一道勿輕予嚐試……”
而對於政府的“委曲求全”，錢端升也毫不避諱地指出：“割了東北，日本仍會要求華北；割了華北，日本仍會要求長江。與其開門揖盜、財物被劫、內眷蒙羞（近來中國民氣的衰落和婦女被汙有同樣說不出的苦），而生命終歸烏有，毋寧與盜肉搏，而死壯士之死！”
就這篇社論本身而言，確實比那些幹脆破口大罵的文人溫和了不知多少倍。他隻是在就事論事，隻是在宣傳抗日！他以為自己在恪盡自己的本分，可在有些人眼裏，這卻成了“非分”——與政府的想法背道而馳，沒錯也是有錯。
錢端升並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危險”。他心中坦蕩，自然就行事光明。報者，報也，既為報人，就該報世事動態、民心所指，豈可因一己之安危而罔顧公理與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