隻是，這個遙遠的邀請，在當時的情況下，多少顯得有些不合時宜。那時候，歐洲作為二戰的主戰場，已經打得如火如荼。就連紳士的故鄉，都不能再像從前一樣優雅平靜地生活。而且，他們提供的待遇也算不上多好：年薪二百五十鎊，先簽一年的合同，路費自理。刨去所得稅之後，這個待遇隻夠勉強糊口。再加上不菲的路費，實在是風險頗大。
所以，這份邀請看起來“體麵”，實際也不過是從一個戰場去到另外一個戰場，又兼之舉目無親、孤立無援、收入微薄、前途未知，實在算不得多美好的選項。
很多人都勸他不要去了。先不說這筆路費從哪裏湊，即便是湊出來了，人家也隻肯跟你簽一年的合同，合同到期後你怎麼辦？萬一他們不繼續聘用你，你這一番折騰又圖個什麼？這樣的年景，守住現在這份工作就不錯了。
蕭乾左右為難。他很想到外麵去看看，親自體驗一下另一個世界的生活。在燕京大學讀新聞係的時候，蕭乾曾選修了一門課程，叫“特寫——旅行通訊”。他一直喜歡當記者，尤其喜歡一邊行走一邊記錄人生的精彩與無奈。他需要了解更多角度、更多式樣的人生，這樣，才能寫出真正打動人心的作品。
但是，這筆昂貴的路費怎麼辦？難道他跟英國沒有那個緣分嗎？就在他準備放棄的時候，他正在服務的《大公報》的創辦人胡霖出麵幫他解決了路費的問題。作為回報，他到了英國之後要給《大公報》寫一些通訊消息，以稿費抵銷路費。
就這樣，1939年8月31日，蕭乾離開祖國，踏上了前往英國的旅途。這一去，就是七年。
他既教書也讀書，在紛飛的炸彈與炮火中體驗著殘酷的戰爭和同樣殘酷的恐慌。生命屢受威脅，與親友失去聯係，被人歧視……孤身在異國的蕭乾，變得蒼白而憔悴。但是，他手中的筆始終都沒有停下來。他一直在真實地記錄和傳達著他看到的人生、他了解的戰爭，他不再隻是一個記者，而是人生的采訪者。
1945年，隨著二戰的局勢漸趨明朗，蕭乾人生中最重大的傳奇降臨了。
3月，蕭乾作為《大公報》的駐英記者，得到了去前線采訪的機會，成為二戰期間歐洲戰場上唯一的中國記者。
生平第一次，蕭乾穿上了軍裝。他揣著隨軍護照，肩上佩著“中國戰地記者”的證章。那本護照上寫著：此人如被俘，須依國際聯盟規定，按少校待遇。
不要以為這身軍裝、這本護照代表的隻是榮耀，還有死亡——真實的、絕情的死亡。如果回不來，他連看祖國最後一眼的機會都沒有了。他心愛的戀人、他牽掛的朋友、他熱愛的故土，都看不到了。不熟悉的風和泥土將埋沒他最後一聲歎息，讓這個孤單的旅人無助地客死他鄉。這些，蕭乾都知道。
可是，他還是踏上了火車，並且在火車即將開走的時候，平靜地寫下了一封遺囑。他並不歡迎死亡，可是在隻能二選一的時候，他更願意奔赴他的使命，隨時麵對死亡。
或許，民族的精神與大義，常在一個記者的腰杆與筆體之間。
對一個記者來說，一切苦難之地皆是他的戰場。而前線，更是有著他永遠都無法抗拒的誘惑。
沒有去過真正的戰場，是不能深刻地理解戰爭的。生命隨時在終結，一路用鮮血和亡靈開道，殘忍與榮譽、犧牲與拋棄，疾速而無情地考驗著人的神經。蕭乾看得心驚肉跳，像是重新活了一次。在那幾個月裏，他隨著英軍幾次橫渡德國潛艇出沒的英吉利海峽，去過美、法兩個占領區的戰場，也曾隨美軍挺進萊茵，進入柏林。死亡一路如影隨形，可蕭乾還是幸運地活了下來，並且實時地讓國人了解到當時世界上發生的大事。波茨坦會議、紐倫堡審判、聯合國成立大會……這些重大的曆史性場麵他都報道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