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國的時候，蕭乾已不再年輕，成了一個被風霜洗練過的中年人。從戰場上走回來，他的人生永遠都不能平安閑逸了。
他變了，他的朋友們也都變了。
未完成的和解
在我們長大了之後，常被問到一個既無聊又無奈的問題：如果生命可以重來一次，你還會不會作出跟當初同樣的選擇？
然後，我們迷茫地眨著眼睛，沉默了。
在所有的“當時”裏，都有無數個“不得已”和“不得不作”。即便你理智上知道這個“不得已”可能會造成你無法承擔的後果，可在“當時”設定好的情境裏，你還是去作了，帶著一股心虛的倔強。
所以，我們總是很難回答那個叫作“如果”的題目。生命不能夠重來，就算可以，回到那個你身不由己的“當時”，你也未必能掙脫它那強韌的束縛。
如果可以重來，蕭乾還願不願意做那個老實的“小公務員”？
如果可以重來，沈從文還會不會舉報他當初的愛徒？
我們猜測不出答案，他們也確定不了答案。我們隻能說：曾經有一度，我們輸給了一個我們搞不懂的時代。
從昔日的恩師身邊擦身而過時，蕭乾或許也曾心痛於那樣的“縱是相逢應不識”。不過是幾十年的光陰，就不敢承認當初的真摯過往。他們筆尖下的文字，還在厚厚的汙垢下散發著淡然的清香。可是，他們卻不認得手中的那支筆，是否還是當初的模樣。
回想很多年前，他小心而歡喜地要求收藏那張沈從文用毛筆寫下的菜單，而沈從文則親熱地告訴他：“要菜單幹嗎？以後我會給你寫信，寫很長的信。”
他那麼珍惜地收藏著那些長長的信，沈從文也是真心地喜愛這個聰明上進的青年。他一畢業，沈從文和楊振聲就把他介紹到了《大公報》；他困居昆明，也是他們每月從自己微薄的薪水裏擠出五十元給他補貼家用；他失業後生活沒有著落，還是這兩位恩師為他籌謀出路。
誰都以為這份值得一生珍視的情誼，是什麼都磨滅不了的，包括他們自己。可是，多年後，塵滿麵、鬢如霜，一切已不複昔時模樣。
1946年，蕭乾剛回國不久，因為不滿現狀，就以“塔塔木林”為筆名，假托洋人之口，寫了一組反諷現實的雜文——《紅毛長談》。沈從文看到後，也以“巴魯爵士”為筆名，寫了《懷塔塔木林》響應《紅毛長談》，並稱：“塔塔對中國本位文化，既理解透徹，文章寫來，自然亦莊亦趣，不古不今，駁雜如諸子、精悍有稷下辯士風，引喻設義，奇突幻異，又兼有墨學家宋榮子、法國學人服爾太翁風味。”言談間對自己一手帶出來的徒弟非常滿意。
1948年，上海觀察社出版《紅毛長談》單行本時，蕭乾還收入了《懷塔塔木林》作為附錄。沒想到這竟是師徒二人最後一次合作。
也是在1948年，《抗戰文藝叢刊》上刊登了郭沫若的《斥反動文藝》一文，斥責沈從文是專寫頹廢色情的“桃紅色作家”，“存心不良，意在蠱惑讀者，軟化人們的鬥爭情緒”，“有意識地作為反動派而活動著”。很快，沈從文就被逐出了文學陣營，自此退出文壇，封筆長達四十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