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讀書與聽音樂才是涅槃，才是重生，才是飛升，才是越出泥丸宮，超出肉身成為正果。在書籍裏，樂曲裏，在語言與旋律裏，當然有上帝，有真理，有讚美，有聖賢，有十字架，有寺廟也有殿堂，有蝸居也有茅廬，有英雄，有誌士，有善良，有仁義，有寒光閃閃的利劍，有美人，有香草，有日月，有高山……同樣也有魔頭，有卑劣，有小人，有臭大糞，有懦夫，有凶惡，有狡詐，有醜類，有蒺藜，有烏雲，有泥淖，有傷痕與膿血。二者之間更有那麼多令人眼花繚亂、無奇不有的千姿百態。
尤其是，在文學與藝術裏，有的是永恒，是無窮，是終極即無終極，因為所有的終極都不可能是終極，所有的終極的後麵與外麵，仍然是無終極的終極。
什麼叫終極？終極就是無終極，有的終極是無，無的終極是有，實有的終極是滅亡，滅亡的終極是重生。當然。
而且書裏有那麼多你從來沒有想到過的可能，偉大的乞丐做了國王，追殺的趙氏孤兒終於報仇雪恨，灰姑娘嫁給了白馬王子，醜小鴨變成了天鵝或者自以為變成了天鵝而醜態百出。當仇恨的火焰燃燒起來的時候，無惡不作的霸王被人民活活埋葬，落難的公子遇到了慧眼識英豪的閨秀，豪華的遊船在大風大浪裏不幸失事，沙漠裏的探險九死一生，忠誠搭救了白雪公主，一次邂逅引出了那麼曲折的蕩氣回腸的愛情故事，堅忍使沙石變成了黃金，樂觀使逆境產生了光照，中華的與歐美的楊枝淨水點石成活，原來有那麼多男男女女早先被魔鬼變成了石頭。
沒有書的世界，不讀書的人生，與書無緣的家園，是多麼淺薄、庸俗、鄙陋、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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豈止是讀書與聽樂，我也要寫書，因為我有我的日子，對於一個十九歲的我來說是太多太偉大太豐富太有趣太有意義的日子，絕對難忘也不能夠忘記的日子。我要編織我的日子，我相信，我完全相信“這兒青年都有遠大前程，這兒老人到處受尊敬”，相信“天空出彩霞，地上開紅花”，相信“紅旗飄嘩啦嘩啦響，全中國人民喜洋洋”，相信“我們要和時間賽跑”“開動了機器轟隆隆地響，舉起了鐵錘響叮當”，相信“在祖國和平的日子裏，生活天天向上升”。日子因編織而更加美麗，如絲線因編織而成為珍品絕技。我要創造一個我們的世界，我要安排我的臣民，我的愛怨情仇，我的悲歡離合，我的意外與巧遇。我要設計我的高亢與低迷，華贍與質樸，抖顫與延伸，悲切與粗獷。我有煩悶與激情，我有語言與文字，我有旋律與節奏，我有興致與才華，我有智慧與勇氣，我有心境與向往，我有不似瘋癲、更勝瘋癲的狂舞。我有出其不意、攻其不備的新招術新技巧新想象，我有足夠的創造力顛覆力覆蓋力與爆發力。我要使這裏的那裏的各自的麵目一新：文學、心情、人生、憂愁、內火、外感。我會以退為進，以進為退，高舉輕放，淺吟深泣，有大劈叉、車輪翻與旋子連連。當快樂編成了言語與音符，那是言語的花環，那是音符的身段。當悲哀編成了句子與樂段，當句子與樂段運用了合適的修辭手段配器，當句子與樂段變成了如詩如夢如歌，那時悲哀成為動人的花朵，不平成為絕妙的反諷與諧謔，雞零狗碎的生活因編織的絕技而成為永遠的圖案，委委曲曲的黴頭變成黃金般的片片落葉，而隨便一個笑容，而且是笑在剛剛起床，尚沒有梳洗幹淨打扮停當的時候，也永遠流露著鮮明與芬芳。當疑惑找到了自己的語言形式樂曲形式，疑惑編成了永恒的詫異，詫異編成了變奏的突兀與情節的匪夷所思，當結構引人入勝，疑惑也進入了永恒並徜徉於從大地到太空的時空。當生命擊中了自身獨一無二的語言與旋律的靶心，當生命用比生命還真實還強烈還生動還永久還完美的言語與音樂形式與眾不同地體現了出來，歌唱了出來，演奏了出來，展示了出來，生命與你的長篇小說、史詩與交響樂同在，你的作品得到了永遠的生命。
我十九歲的時候聽柴可夫斯基，我確信《悲愴》就是柴可夫斯基，《D大調小提琴協奏曲》就是柴可夫斯基，《天鵝湖》就是柴可夫斯基，《如歌的行板》就是他。比他本人還動感，還天才，還生命，還真誠，還鮮活，還令人讚美落淚，還超凡脫俗，絕對沒有你我他都有的那些活人無法擺脫的汗臭、腋臭、口水、尿漬、飽嗝、排氣。柴可夫斯基當然無可置疑地得到了永生。那麼《白癡》呢？《罪與罰》呢？《卡拉馬佐夫兄弟》呢？《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呢？至今它們在折磨著你，痛苦著你，酷烈著你，感動著你。隻“被侮辱與被損害的”這八個字就足夠推動一個青少年追求共產主義，想當共產黨員。而蘇聯共產黨是那樣不待見他，多半他也不待見十月革命。讀他的書如進入噩夢。噩夢成為激情，成為滔滔不絕、泥沙俱下的洪水，成為痛斥痛罵痛哭，成為大雷雨大風暴，成為對靈魂的拷打與翻過來調過去的清洗與消毒，做一次手術，再連續做十三次手術。陀思妥耶夫斯基就這樣獲得了永生。當蘇聯不接受他不包容他的時候他的作品仍然像哭號一樣地震動大地，他的血淚像浪濤一樣地衝決了堤壩，而其後，蘇聯回到俄羅斯以後，費奧多爾·米哈依洛維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坐像端坐在莫斯科的古老大街上。他活在他的作品裏，他的作品活在我們的心裏，從十九歲，到七十九歲，和以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