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火車電氣化之後，大家坐在冷靜如冰箱的車廂裏，忽然又懷起古來，隱隱覺得從前的黑頭老火車，曳著煤煙而且重重歎氣的那種，古拙剛愎之中仍不失可親的味道。在從前那種車上，總有小販穿梭於過道，叫賣齋食與“鳳爪”，更少不了的是報販。普通票的車廂裏，不分三教九流，男女老幼，都雜雜遝遝地坐在一起，有的默默看報，有的怔怔望海，有的瞌睡，有的啃雞爪，有的閑閑地聊天，有的激昂慷慨地痛論國是，但旁邊的主婦並不理會，隻顧得嗬斥自己的孩子，如果你要香港社會的樣品，這裏便是。周末的加班車上，更多廣州返來的回鄉客，一根扁擔，就挑盡了大包小籠。此情此景，總令我想起杜米埃（Honoré Daumier）的名畫《三等車上》。隻可惜香港沒有產生自己的杜米埃，而電氣化後的明淨車廂裏，從前那些汗氣、土氣的乘客，似乎一下子都不見了，小販子們也絕跡於月台。我深深懷念那個摩肩抵肘的時代。站在今日畫了黃線的整潔月台上，總覺得少了一點什麼，直到記起了從前那一聲汽笛長嘯。
寫火車的詩很多，我自己都寫過不少。我甚至譯過好幾首這樣的詩，卻最喜歡土耳其詩人塔朗吉（Cahit Sitki Taranci）的這首：
去什麼地方呢？這麼晚了，
美麗的火車，孤獨的火車？
淒苦是你汽笛的聲音，
令人記起了許多事情。
為什麼我不該揮舞手巾呢？
乘客多少都跟我有親。
去吧，但願你一路平安，
橋都堅固，隧道都光明。
一九八四年五月七日
假如我有九條命
假如我有九條命，就好了。
一條命，就可以專門應付現實的生活。苦命的丹麥王子說過：既有肉身，就注定要承受與生俱來的千般驚擾。現代人最煩的一件事，莫過於辦手續；辦手續最煩的一麵莫過於填表格。表格愈大愈好填，但要整理和收存，卻愈小愈方便。表格是機關發的，當然力求其小，於是申請人得在四根牙簽就塞滿了的細長格子裏，填下自己的地址。許多人的地址都是節外生枝，街外有巷，巷中有弄，門牌還有幾號之幾，不知怎麼填得進去。這時填表人真希望自己是神，能把須彌納入芥子，或者隻要在格中填上兩個字：“天堂”。一張表填完，又來一張，上麵還有密密麻麻的各條說明，必須皺眉細閱。至於照片、印章，以及各種證件的號碼，更是缺一不可。於是半條命已去了，剩下的半條勉強可以用來回信和開會，假如你找得到相關的來信，受得了鄰座的煙熏。
一條命，有心留在台北的老宅，陪伴父親和嶽母。父親年逾九十，右眼失明，左眼不清。他原是最外傾好動的人，喜歡與鄉親契闊談宴，現在卻坐困在半昧不明的寂寞世界裏，出不得門，隻能追憶冥隔了二十七年的亡妻，懷念分散在外地的子媳和孫女。嶽母也已過了八十，五年前斷腿至今，步履不再穩便，卻能勉力以蹣跚之身，照顧旁邊的朦朧之人。她原是我的姨母，家母亡故以來，她便遷來同住，主持失去了主婦之家的瑣務，對我的殷殷照拂，情如半母，使我常常感念天無絕人之路，我失去了母親，神卻再補我一個。
一條命，用來做丈夫和爸爸。世界上大概很少全職的丈夫，男人忙於外務，做這件事不過是兼差。女人做妻子，往往卻是專職。女人填表，可以自稱“主婦”（housewife），卻從未見過男人自稱“主夫”（house husband）。一個人有好太太，必定是天意，這樣的神恩應該細加體會，切勿視為當然。我覺得自己做丈夫比做爸爸要稱職一點，原因正是有個好太太。做母親的既然那麼能幹而又負責，做父親的也就樂得“垂拱而治”了。所以我家實行的是總理製，我隻是合照上那位儼然的元首。四個女兒天各一方，負責通信、打電話的是母親，做父親的總是在忙別的事情，隻在心底默默懷念著她們。
一條命，用來做朋友。中國的“舊男人”做丈夫雖然隻是兼職，但是做起朋友來卻是專任。妻子如果成全丈夫，讓他仗義疏財，去做一個漂亮的朋友，“江湖人稱小孟嚐”，便能贏得賢名。這種有友無妻的作風，“新男人”當然不取。不過新男人也不能遺世獨立，不交朋友。要表現得“夠朋友”，就得有閑、有錢，才能近悅遠來。窮忙的人怎敢放手去交遊？我不算太窮，卻窮於時間，在“夠朋友”上麵隻敢維持低姿態，大半僅是應戰。跟身邊的朋友打完消耗戰，再無餘力和遠方的朋友隔海越洲，維持龐大的通訊網了。演成近交而不遠攻的局麵，雖雲目光如豆，卻也由於鞭長莫及。
一條命，用來讀書。世界上的書太多了，古人的書尚未讀通三卷兩帙，今人的書又洶湧而來，將人淹沒。誰要是能把朋友題贈的大著通通讀完，在斯文圈裏就稱得上是聖人了。有人讀書，是縱情任性地亂讀，隻讀自己喜歡的書，也能成為名士。有人呢是苦心孤詣地精讀，隻讀名門正派的書，立誌成為通儒。我呢，論狂放不敢做名士，論修養不夠做通儒，有點不上不下。要是我不寫作，就可以規規矩矩地治學；或者不教書，就可以痛痛快快地讀書。假如有一條命專供讀書，當然就無所謂了。
書要教得好，也要全力以赴，不能隨便。老師考學生，畢竟範圍有限，題目有形。學生考老師，往往無限又無形。上課之前要備課，下課之後要閱卷，這一切都還有限。倒是在教室以外和學生閑談問答之間，更能發揮“人師”之功，在“教”外施“化”。常言“名師出高徒”，未必盡然。老師太有名了，便忙於外務，席不暇暖，怎能即之也溫？倒是有一些老師“博學而無所成名”，能經常與學生接觸，產生實效。
另一條命應該完全用來寫作。台灣的作家極少是專業，大半另有正職。我的正職是教書，幸而所教與所寫頗有相通之處，不至於互相排斥。以前在台灣，我日間教英文，夜間寫中文，頗能並行不悖。後來在香港，我日間教三十年代文學，夜間寫八十年代文學，也可以各行其是。不過藝術是需要全神投入的活動，沒有一位兼職然而認真的藝術家不把藝術放在主位。魯本斯任荷蘭駐西班牙大使，每天下午在禦花園裏作畫。一位侍臣在園中走過，說道：“喲，外交家有時也畫幾張畫消遣呢。”魯本斯答道：“錯了，藝術家有時為了消遣，也辦點外交。”陸遊詩雲：“看渠胸次隘宇宙，惜哉千萬不一施。空回英概入筆墨，生民清廟非唐詩。向令天開太宗業，馬周遇合非公誰？後世但作詩人看，使我撫幾空嗟谘。”陸遊認為杜甫之才應立功，而不應僅僅立言，看法和魯本斯正好相反。我讚成魯本斯的看法，認為立言已足自豪。魯本斯所以傳後，是由於他的藝術，不是他的外交。
一條命，專門用來旅行。我認為沒有人不喜歡到處去看看：多看他人，多閱他鄉，不但可以認識世界，亦所以認識自己。有人旅行是乘豪華郵輪，謝靈運再世大概也會如此。有人背負行囊，翻山越嶺。有人騎自行車環遊天下。這些都令我羨慕。我所優為的，卻是駕車長征，去看天涯海角。我的太太比我更愛旅行，所以夫妻兩人正好互做旅伴，這一點隻怕徐霞客也要豔羨。不過徐霞客是大旅行家、大探險家，我們，隻是淺遊而已。
最後還剩一條命，用來從從容容地過日子，看花開花謝，人往人來，並不特別要追求什麼，也不被“截止日期”所追迫。
一九八五年七月七日
沒有鄰居的都市
一
六年前從香港回來，就一直定居在高雄，無論是醒著夢著，耳中隱隱，都是海峽的濤聲。老朋友不免見怪：為什麼我背棄了台北。我的回答是：並非我背棄了台北，而是台北背棄了我。
在南部這些年來，若無必要，我絕不輕易北上。有時情急，甚至斷然說道：“拒絕台北，是幸福的開端！”因為事無大小，台北總是坐莊，諸如開會、演講、聚餐、展覽等等，要是台北一招手就倉皇北上，我在高雄的日子就過不下去了。
這麼說來，我真像一個無情的人了，簡直是忘恩負義。其實不然。我不去台北，少去台北，怕去台北，絕非因為我忘了台北，恰恰相反，是因為我忘不了台北——我的台北，從前的台北。那一坳繁華的盆地，那一盆少年的夢，壯年的回憶，盛著我初做丈夫，初做父親，初做作家和講師的情景，甚至更早，盛著我還是學生還有母親的歲月——當時燦爛，而今已成黑白片了的五十年代，我的台北；無論我是坐汽車從西北，或是坐火車從西南，或是坐飛機從東北進城，那個台北是永遠回不去了。
至於從八十年代忽已跨進九十年代的台北，無論從報上讀到，從電視上看到，或是親身在街頭遇到的，大半都不能令人高興；無論先知或騙子用什麼“過渡”“多元”“開放”來詮釋，也不能令人感到親切。你走在忠孝東路上，整個亮麗而囂張的世界就在你肘邊推擠，但一切又似乎離你那麼遙遠，什麼也抓不著，留不住。像傳說中一覺醒來的獵人，下得山來，闖進了一個陌生的世界，你走在台北的街上。
所謂鄉愁，如果是地理上的，隻要一張機票或車票，帶你到熟悉的門口，就可以解決了。如果是時間上的呢，那所有的路都是單行，所有的門都閉上了，沒有一扇能讓你回去。經過香港的十年，我成了一個時間的浪子，背著記憶沉重的行囊，回到台北的門口，卻發現金鑰匙丟了，我早已把自己反鎖在門外。
驚疑和悵惘之中，即使我叫開了門，裏麵對立著的，也不過是一張陌生的臉，冷漠而不耐。
“那你為什麼去高雄呢？”朋友問道，“高雄就認識你嗎？”
“高雄原不識年輕的我，”我答道，“我也不認識從前的高雄。所以沒有失落什麼，一切可以從頭來起。台北不同，背景太深了，自然有滄桑。台北盆地是我的回聲穀，無窮的回聲繞著我，祟著我，轉成一個記憶的旋渦。”
二
那條廈門街的巷子當然還在那裏。台北之變，大半是朝東北的方向，挖土機對城南的蹂躪，規模小得多了。如果台北盆地是一個大回聲穀，則廈門街的巷子是一條曲折的小回聲穀，響著我從前的步聲。我的那條“家巷”，一一三巷，巷頭連接廈門街，巷尾通到同安街，當然仍在那裏。這條窄長的巷子，頗有文學的曆史。五十年代，《新生報》的宿舍就在巷腰，常見彭歌的蹤影。有一度，潘壘也在巷尾卜居。《文學雜誌》的時代，發行人劉守宜的寓所，亦即雜誌的社址，就在巷尾斜對麵的同安街另一小巷內。所以那一帶的斜巷窄弄，也常聞夏濟安、吳魯芹的咳唾風生，夏濟安因興奮而赧赧的臉色，對照著吳魯芹泰然的眸光。王文興家的日式古屋掩映在老樹蔭裏，就在同安街尾接水源路的堤下，因此腳程所及，也常在附近出沒。那當然還是《家變》以前的淹遠歲月。後來黃用家也遷去一一三巷，門牌隻差我家幾號，一陣風過，兩家院子裏的樹葉都會前後吹動的。
赫拉克利特說過：“後浪之來，滾滾不斷。拔足更涉，已非前流。”時光流過那條長巷的回聲狹穀，前述的幾人也都散了。隻留下我這廈門人氏，長守在廈門街的僻巷，直到八十年代的中葉，才把它，我的無根之根，非產之產，交給了晚來的洪範書店和爾雅出版社去看顧。
隻要是我的“忠實讀者”，沒有不知道廈門街的。近乎半輩子在其中消磨，母親在其中謝世，四個女兒和十七本書在其中誕生，那一帶若非我的鄉土，至少也算是我的市井、街坊、閭裏或故居。若是我患了夢遊症，警察當能在那一帶將我尋獲。
盡管如此，在我清醒的時刻，是不會去重遊舊地的。盡管每個月必去台北，卻沒有勇氣再踏進那條巷子，更不敢去憑吊那棟房子，因為巷子雖已拓寬、拉直，兩旁卻立刻停滿了汽車，反而更形狹隘。曾經是扶桑花、九重葛掩映的矮牆頭，連帶扶疏的樹影全不見了，代之矗起的是層層疊疊的公寓，和另一種枝柯的天線之網。清脆的木屐敲叩著滿巷的寧謐，由遠而近，由近而低沉。清脆的腳踏車鈴在門外叮叮曳過，那是早晨的報販，黃昏放學的學生，還有三輪車夾雜在其間。夜深時自有另外的聲音來接班，淒清而幽怨的是按摩女或盲者的笛聲，悠緩地路過，低抑中透出沉洪的，是呼喚晚睡人的“燒肉粽”。那燒肉粽，一掀開籠蓋白氣就騰入夜色，我雖然從未開門去買過，但是聽在耳裏，知道巷子裏還有人在和我分擔深夜，卻減了我的寂寞。
但這些都消失了，拓寬而變窄的巷子，激蕩著汽車、爆發著機車的噪音。巷裏住進了更多的人，卻失去了鄰居，因為回家後人人都把自己關進了公寓，出門，又把自己關進了汽車。走在今日的巷子裏，很難聯想起我寫的《月光曲》：
廈門街的小巷纖細而長
用這樣幹淨的麥管吸月光
涼涼的月光，有點薄荷味的月光
而機器狼群的厲嗥，也淹蓋了我的《木屐懷古組曲》：
踢踢踏
踏踏踢
給我一雙小木屐
讓我把童年敲敲醒
像用笨笨的小樂器
從巷頭
到巷底
踢力踏拉
踏拉踢力
三
五十年代的青年作者要投稿，台灣“《中央副刊》”是兵家必爭之地。我從香港來台，插班台大外文係三年級，立刻認真向台灣“《中央副刊》”投稿，每投必中。隻有一次詩稿被退，我不服氣，把原詩再投一次，竟獲刊出。這在中國的投稿史上，不知有無前例。最早的時候，每首詩的稿酬是五元，已經夠我帶女友去看一場電影，吃一次館子了。
詩稿每次投去，大約一周之後刊登。算算日子到了，一大清早隻要聽到前院拍撻一聲，那便是報紙從竹籬笆外飛了進來。我就推門而出，拾起大王椰樹下的報紙，就著玫紅的晨曦，輕輕、慢慢地抽出裏麵的副刊。最先瞥見的總是最後一行詩，隻一行就夠了，是自己的。那一刹那，世界多奇妙啊，朝霞是新的，報紙是新的，自己的新作也是簇簇新嶄嶄新。編者又一次肯定了我，世界，又一次向我矚目，真夠人飄飄然的了。
不久稿費通知單就來了，靜靜抵達門口的信箱。當然還有信件、雜誌、贈書。世界來敲門，總是騎著腳踏車來的，刹車聲後，更撳動痙攣的電鈴。我要去找世界呢，也是先牽出輕俊而靈敏的赫赳力士（Hercules），左腳點鐙，右腳翻騰而上，曳一串爽脆的鈴聲，便上街而去。腳程帶勁而又順風的話，下麵的雙輪踩得出哪吒的氣勢，中山北路女友的家，十八分鍾就到了。
台大畢業的那個夏夜，我和蕭堉勝並馳腳踏車直上圓山，躺在草地上怔怔地對著星空。學生時代終於告別了，而未來充滿了變數，不知如何是好。那時候還沒有流行什麼“失落的一代”，我們卻真是失落了。幸好人在社會，身不由己。大學生畢業後受訓、服役，從我們那一屆開始。我們是外文係出身，不必去鳳山嚴格受訓，便留在台北做起翻譯官來。我先後在“國防部”的聯絡局與第三廳服役，竟然出入“總統府”達三年之久。直到一九五六年，夏濟安因為事忙，不能續兼東吳的散文課，要我去代課。這是我初登大學講壇的因緣。
住在五十年代的台北，自覺紅塵十丈，夠繁華的了。其實人口壓力不大，交通也還流暢，有些偏僻街道甚至有點田園的野趣。騎著腳踏車，在和平東路上向東放輪疾駛，翹起的拇指山蠻有性格地一直在望，因為前麵沒有高樓，而一過新生南路，便車少人稀，屋宇零落，開始荒了。雙輪向北，從中山北路二段右轉上了南京東路，並非今日寬坦的四線大道，啊不是，隻是一條粗鋪的水泥彎路，在水田青秧之間蜿蜒而隱。我上台大的那兩年，雙輪沿羅斯福路向南，右首盡是秧田接秧田，那麼純潔無辜的鮮綠，偏偏用童真的白鷺來反喻，怎不令人眼饞，若是久望，真要得“饜綠症”了。這種幸福的危機，目迷霓虹的新台北人是不用擔心的。
大四那一年的冬天，一日黃昏，寒流來襲，吳炳鍾老師召我去他家吃火鍋。冒著削麵的冰風騎車出門，我先去衡陽街兜了一圈。不過八點的光景，街上不但行人稀少，連汽車、腳踏車也見不到幾輛，隻有陰雲壓著低空，風聲搖撼著樹影。五十年代的台北市，今日回顧起來，隻像一個不很起眼的小省城，繁榮或壯麗都說不上，可是空間的感覺似乎很大，因為空曠，至少比起今日來，人稀車少，樹密屋低。四十年後，台北長高了，顯得天小了，也長大了，可是因為擠，反而顯得縮了。台北，像裹在所有台北人身上的一件緊身衣。那緊，不但是對肉體，也是對精神的壓力，不但是空間上，也是時間上的威脅。一根神經質的秒針，不留情麵地追逐所有的台北人。長長短短的截止日期，為你設下了大限小限，令你從夢裏驚醒。隻要一出門，天羅地網的招牌、噪音、廢氣、資訊資訊資訊，就把你鞭笞成一隻無助的陀螺。
何時你才能麵對自己呢？
那時的武昌街頭，一位詩人可以靠在小書攤上，君臨他獨坐的王國，與磨鏡自食的斯賓諾莎，以桶為家的戴阿吉尼司遙遙對笑。而牯嶺街的矮樹短牆下，每到夜裏，總有一群夢遊昔日的書迷，或老或小，或佝僂，或蹲踞，向年淹代遠的一堆堆一疊疊殘篇零簡、孤本秘籍，各發其思古之幽情。
那時的台北，有一種人叫作“鄰居”。在我廈門街巷居的左鄰，有一家人姓程。每天清早，那父親當庭漱口，聲震四方。晚餐之後，全家人合唱聖歌，天倫之樂隨安詳的旋律飄過牆來。四十年後，這種人沒有了。舊式的“厝邊人”全絕跡了，換了一批戴麵具的“公寓人”。這些人顯然更聰明，更富有，更忙碌，愛拚才會贏，令人佩服，卻難以令人喜歡。
台北已成沒有鄰居的都市。
使我常常回憶發跡以前的那座古城。它在電視和電腦的背後，傳真機和行動電話的另一麵。坐上三輪車我就能回去，如果我找到得一輛三輪車。
一九九二年一月
（本文略有刪改——編者注）
雙城記往
一
英國小說大家狄更斯的名著《雙城記》，以法國大革命的動蕩時代為背景，敘述在倫敦與巴黎之間發生的一個悲壯故事。卷首的一段名言，道盡一個偉大時代的希望與絕望，矛盾之中別有天機，曆來不斷有人引述。其實雙城的現象不但見於時勢與國運，即使在個人的生命裏，也常成為地理的甚至心理的格局。不過雙城的格局也應具相當的條件。例如相距不可太遠，否則相互的消長激蕩不夠迅疾，也欠明顯。同時雙方必須勢均力敵，才成其為犄角之勢，而顯得緊張有趣，否則以小事大或以大吞小，就難謂其雙了。另一方麵，距離也不能太小，格調也不能太近，否則缺少變化，沒有對照，就有點像複製品了。
這麼說來，《安娜·卡列尼娜》中的莫斯科與聖彼得堡也算得是雙城。長安與洛陽先後成為西漢與東漢的京都，當然也是雙城。其實長安的故址鎬京與洛陽，先後也是西周與東周建都所在。民初作家筆下並稱的京滬，旗鼓相當，確有雙城之勢，但是對我並非如此，隻因我久居南京而少去上海。抗戰時代，我在重慶七年，卻無緣一遊成都。後來在廈門大學讀了一學期，也從未去過福州。我的生命之中出現雙城的形勢，是從台北和香港之間開始，那時，七十年代已近中葉了。
其實對我說來，七十年代是從丹佛啟幕的。在落基大山皚皚雪峰的冷視下，我在那高旱的山城住了兩年，詩文的收獲不豐，卻帶回來熱烈的美國民謠和搖滾樂，甚至宣稱：在踏入地獄之前，如果容我選擇，則我要帶的不一定是詩，而且一定不是西洋現代詩。
一九七一年夏天我回到台北，滿懷鼓吹美國搖滾樂的熱情，第一件事情便是在《人間》副刊發表我翻譯的一篇長文，奈德·羅倫（Ned Rorem）所撰的《披頭的音樂》，頗令一般文友感到意外。那時的台灣，經濟正趨繁榮，“外交”卻遭重挫，政治氣氛相當低迷。主編王鼎鈞拿到我的稿子，同樣覺得意外，並且有點政治敏感，顯得沉吟不決，但終於還是刊出了。不久我去各校演講，常以美國的搖滾樂為題，聽眾很多。我對朋友自嘲說，我大概是台灣最老的搖滾樂迷了，同時我為《皇冠》雜誌寫一個專欄，總名《聽，那一窩夜鶯》，原擬介紹十二位女歌手，包括瓊娓·米巧和阿麗莎·富蘭克林，結果隻刊了瓊·拜絲和久迪·柯玲絲兩位便停筆了，十分可惜。
自己的創作也受到歌謠的影響。其實早從丹佛時代的《江湖上》起，這影響已經開始。在詩集《白玉苦瓜》裏，這種民謠風的作品至少有十首：日後的《兩相惜》《小木屐》等作仍是沿此詩風歌韻。當時寫這些格律小品，興到神來，揮筆而就，無須終夕苦吟，卻未料到他日流傳之廣，入樂之頻，遠遠超過深婉曲折的長篇。像《鄉愁》《民歌》《鄉愁四韻》這幾首，大陸讀者來信，就經常提起。詩，比人先回鄉，該是詩人最大的安慰。
這當然是後來的事了。但是早在七十年代初期，這些詩在受歌謠啟示之餘，已經倒過來誘發了台灣當時所謂的現代民謠。楊弦把我的八首詩譜成了新曲，有的用西洋搖滾的節奏，像《搖搖民謠》；有的伴以二胡低回而溫婉的鄉音，像《鄉愁》。不過楊弦統稱之為現代民歌，而且在一九七五年六月六日的雨夜，領著一群歌手與琴手，演唱給中山堂的兩千聽眾。這時，七十年代剛到半途。
後來現代民歌漸成氣候，年輕的作曲者和歌手紛紛興起，又成了校園歌曲，曆七十年代而不衰。但自八十年代以來，這一股清新的支流漸被吸入流行歌曲的滔滔洪流，涇渭難分，下落不明。除了像羅大佑那樣仍能保持鮮明的反叛風格者之外，多半都已陷入商業主義，不但內容淺薄，歌詞尤其鄙陋。
二
在六十年代的文壇，期刊雜誌曾經是為嚴肅文學證道甚至殉道的重鎮。除了同人詩刊之外，《文星》《現代文學》《文學季刊》《幼獅文藝》《純文學》等雜誌，前前後後，撐持了大半個文壇。若要追尋六十年代的腳印，多在此中，因為那時報紙的副刊，除了林海音、王鼎鈞少數主編者之外，都不很同情現代文學，所以“前衛作家”之類不得不轉入地下，成為“半下流社會”。
但是到了七十年代，情況卻有了逆轉，副刊漸執文壇牛耳，文學雜誌卻靠邊站了。令人印象最深的，乃是崛起《人間》的“高信疆現象”。……在文壇上，當時寫實主義與鄉土意識乃應運而生。高信疆適時出現，英勇而靈巧地推進了當年的文運，影響至為深遠。方其盛時，簡直可以“挾繆斯以召作家”，左右文壇甚至文化界的氣候。他的精力旺，反應快，腳步勤，點子也多，很有早年蕭孟能、朱橋的遺風，卻比前人多了大報的銷路、頻率、財力可供驅遣。從專題策劃到美工升級，從專訪、座談、演講、論戰到大型文學獎的評審，副刊在高信疆的運轉之下，發揮了前所未有的魅力與影響。
這情形，直到一九七八年瘂弦從威斯康星學成歸國，才有改觀。瘂弦是一位傑出詩人，且有多年主編《幼獅文藝》的經驗，文壇的淵源深廣，接手《聯副》之後，自然成為另一重鎮。於是兩大報副刊爭雄的局麵展開，成為文壇新的生態。在七十年代，報禁未開，每天三大張的篇幅中，副刊最具特色，影響十分深遠。作家在大報上隻要刊出一篇好作品，就為文壇眾所矚目。反而在解嚴之後，各報大事增張，徒然多了一些言不及義的港式“無厘頭”副刊，模糊了文藝和消遣的區分。在“雞兔同籠”的渾水裏，真正的作家欲求一文驚世，比從前反而要難得多了。
七十年代的文學期刊，隻有《中外文學》和《書評書目》等寥寥幾種，影響不如六十年代。兩大報的副刊不但讀者多、稿酬高、言論開放、文章整齊、版麵活潑，且多海外作者，視界較寬。兩邊的編輯部有的是人力與財力，而且勤於邀約海外稿件，因為當時台灣的言論與資訊限製仍多，海外學者與作家乃顯得見多識廣，尤以對大陸的情況為然，何況人在海外，也比較不怕政治禁忌。所以夏誌清的論評、陳若曦的小說，每刊一篇，常會引起一陣轟動。曾有若幹作者，在台灣投稿不刊，去了美國再投回來，就登出來了。這種“遠來僧尼情意結”（因為有不少女作家），引起一句笑話：“到人間的捷徑是經由美國。”
三
香港，當然也是一條捷徑。早在七十年代，相對於台北的禁閉，香港是兩岸之間地理最逼近、資訊最方便、政治最敏感、言論卻最自由的地區；而在兩岸若離若接的後門，也是觀察家、統戰家、記者、間諜最理想的看台。
……
我去香港中文大學的中文係任教，是在一九七四年的夏末。這決定對我的後半生，影響重大，因為我一去就是十一年，再回頭時，頭已白了。如果我當初留在台北，則我的大陸情結不得發展，而我的香港因緣也無由發生，於是作品的主題必大為改觀，而文學生命也另呈風貌。曆史的棋局把我放在七十年代後期的香港，對我說來，是不能再好的一步。
但是初去香港，卻麵臨一大挑戰。英語和粵語並行，西方和東方交彙，左派和右派對立，香港確實是充滿矛盾而又兼容並蓄的地方：兩岸下棋，它觀棋，不但觀棋，還要評棋。
我去香港，正值“文革”末期，……中文大學的學生會，口號是“認祖關社”（認識祖國，關心社會），言論完全追隨新華社，對台灣的一切都予否定。從九龍乘渡輪去香港，中國銀行頂樓垂下的大紅布條，上書“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在波上赫然可見。……
在那種年代，一個敏感的藝術心靈，隻要一出鬆山機場，就勢必承受海外的風雨。香港，中國大陸統戰的後門，在“文革”期間風雨更大。首先，你發現身邊的朋友都變了。於梨華學妹進入大陸的前夕，在香港和我見麵，席間的語氣充滿了對“新大陸”……的樂觀。溫健騮，我在政大的高足，準備研究《金光大道》做他的博士論文，並且苦諫落伍的老師，應該認清什麼才是中國文學的大道。唐吉訶德方欲苦戰風車，卻發現桑丘·龐沙，甚至羅西南代都投向了磨坊的一方，心情可想而知。
然後是左報左刊的圍剿，文章或長或短，體裁有文有詩，前後加起來至少有十萬字，罪名不外是“反華”“反人民”“反革命”。有一首長詩火力射向夏誌清和我，中間還有這樣義正詞嚴的警句：你精致的白玉苦瓜，怎禁得起工人的鐵錘一揮？時間到了，終難逃人民的審判！
上課也有問題。我教的一門“現代文學”，範圍是五四以來的中國新文學，選課的學生少則五六十人，多則逾百。可是坊間的新文學史之類，不外是王瑤、劉綬鬆所著，意識形態一律偏左，從胡適到沈從文，從梁實秋到錢鍾書，凡非左作家不是否定，便是消音，沒有一本可用。我隻好自編史綱，自選教材，從頭備起課來。還記得在講新詩的時候，一位左傾的學生問我，為什麼不選些當代進步的詩人。我正沉吟之際，班上另一位學生卻搶著說：“那些詩多乏味，有什麼讀頭？”問話的男生拗不過答話的女生，就不再提了。那女生，正是黃維樑的妹妹綺瑩。
每學期末批閱學生的報告，也是一大工程，不但要改別字，剔出語病，化解生硬冗贅的西化句法，更要指出其中史觀之淺陋、評價之失當，在眉批之外，更要在文末撮要總評。有一年的暑假，幾乎就整個花在這件事上。終於漸見成效，學生的流行觀念漸見修正。如此兩年之後，四人幫下台，“文革”結束，香港的大學生們才真正重新“認識祖國”。也就在這時，梁錫華與黃維樑新受聘於中文大學，來中文係和我同事。我們合力，糾正了新文學教學上膚淺與偏激之病，把這些課程漸漸帶上寬闊的正軌。
四
七十年代的台北，曾經是不少香港人心目中可羨的文化城。以治安而言，當年台北遠勝於香港，僑生漫步於夜深的台北，覺得是一大解脫。一九七五年，中文大學入學試的中文作文，題目是《香港應否恢複死刑？》，考生多以慨歎本地治安不寧破題，再引台北為例，說明有死刑的地方有多麼寧靜，結論是香港應該學學台北。
那時香港的作家羨慕台北的報紙重視文學，不但園地公開，篇幅充裕，稿酬優厚，而且設立文學獎，舉辦演講會，對社會影響至巨；也羨慕台北的書市繁榮，文學書籍出得又多又快，水準整齊，銷路也好。頗有一些香港作家願意，甚至隻能，在台北出書。同時，台灣學生的中文程度，也要比香港高出一截。
二十年後，台北的這些優勢都似乎難以保持了。中產階級因治安惡化，政局動蕩而想移民。作家們甚至在討論，文學是否已死亡。文學獎設得很多，獎金豐富，但競爭不夠熱烈，而得獎人別字不少。台灣是發了，但是發得不正常，似乎有點得不償失。
五
七十年代一結束，我曾迫不及待，從香港回到台北，在師範大學客座一年。那時我離台已經六年，心中充滿了回家的喜悅，走在廈門街的巷子裏，我的感覺“像蟲歸草間，魚潛水底”。八十年代的中期我回台定居，再見台北，那種喜悅感沒有了。我幾乎像一個“異鄉人”，尋尋覓覓，回不到自己的台北。
八年來我一直定居在高雄，不折不扣，做定了南部人。除了因公，很少去台北了。現在我的新雙城記似乎應該改成高雄對台北：無論如何，北上南下，早已八年於茲。但是我對台北的向心力已大不如前，不如我在港的年代，因為台北似乎失去了心，失去了良心、信心，令人不能談情、講理、守法，教我如何向心？
……願我的雙城長矗久峙，永不陸沉。
一九九三年七月
（本文略有刪改——編者注）
日不落家
一
壹圓的舊港幣上有一隻雄獅，戴冕控球，姿態十分威武。但七月一日以後，香港歸還了中國，那頂金冠就要失色，而那隻圓球也不能號稱全球了。伊麗莎白二世在位，已經四十五年，恰與一世相等。在兩位伊麗莎白之間，大英帝國從起建到瓦解，凡曆四百餘年，與漢代相當。方其全盛，這帝國的屬地番邦、運河軍港，遍布了水陸大球，天下四分，獨占其一，為曆來帝國之所未見，有“日不落國”之稱。
而現在，日落帝國，照豔了香港最後這一片晚霞。“日不落國”將成為曆史，代之而興的乃是“日不落家”。
冷戰時代過後，國際日趨開放，交流日見頻繁，加以旅遊便利，資訊發達，這世界真要變成地球村了。於是同一家人辭鄉背井，散落到海角天涯，晝夜顛倒，寒暑對照，便成了“日不落家”。今年我們的四個女兒，兩個在北美，兩個在西歐，留下我們二老守在島上。一家而分在五地，你醒我睡，不可同日而語，也成了“日不落家”。
幼女季珊留法五年，先在昂熱修法文，後去巴黎讀廣告設計，點唇畫眉，似乎沾上了一些高盧風味。我家英語程度不低，但家人的法語發音，常會遭她糾正。她擅於學人口吻，並佐以滑稽的手勢，常逗得母親和姐姐們開心，輕則解顏，劇則捧腹。可以想見，她的笑語多半取自法國經驗，首先自然是法國男人。馬歇·馬叟是她的偶像，害得她一度想學默劇。不過她的設計也學得不賴，我譯的王爾德喜劇《理想丈夫》，便是她做的封麵。現在她住在加拿大，一個人孤懸在溫哥華南郊，跟我們的時差是早八小時。
長女珊珊在堪薩斯修完藝術史後，就一直留在美國，做了長久的紐約客。大都會的藝館畫廊既多，展覽又頻，正可盡情飽賞。珊珊也沒有閑著，遠流版兩巨冊的《現代藝術理論》就是她公餘、廚餘的譯績。華人畫家在東岸出畫集，也屢次請她寫序。看來我的“序災”她也有份了，成了“家患”，雖然苦些，卻非徒勞。她已經做了母親，男孩四歲，女孩未滿兩歲。家教所及，那小男孩一麵揮舞恐龍和電動神兵，一麵卻隨口叫出梵高和蒙娜麗莎的名字，把考古、科技、藝術合而為一，十足一個博聞強記的頑童。四姐妹中珊珊來得最早，在生動的回憶裏她是破天荒第一聲嬰啼，一嬰開啼，眾嬰響應，帶來了日後八根小辮子飛舞的熱鬧與繁華。然而這些年來她離開我們也最久，而自己有了孩子之後，也最不容易回台，所以隻好安於“日不落家”，不便常回“娘家”了，她和幺妹之間隔了一整個美洲大陸，時差，又早了三個小時。
淩越渺渺的大西洋更往東去，五小時的時差，便到了莎士比亞所讚的故鄉，“一塊寶石鑲嵌在銀濤之上”。次女幼珊在曼徹斯特大學專攻華茲華斯，正襟危坐，苦讀的是詩翁浩繁的全集，逍遙汗漫，優遊的也還是詩翁俯仰的湖區。華茲華斯乃英國浪漫詩派的主峰，幼珊在柏克萊寫碩士論文，仰攀的是這翠微，十年後徑去華氏故鄉，在曼城寫博士論文，登臨的仍是這雪頂，真可謂從一而終。世上最親近華氏的女子，當然是他的妹妹桃樂賽（Dorothy Wordsworth），其次呢，恐怕就輪到我家的二女兒了。
幼珊留英，將滿三年，已經是一口不列顛腔。每逢朋友訪英，她義不容辭，總得駕車載客去西北的坎布利亞，一覽湖區絕色，簡直成了華茲華斯的特勤導遊。如此貢獻，隻怕桃樂賽也無能為力吧。我常勸幼珊在撰正論之餘，把她的英國經驗，包括湖區的唯美之旅，一一分題寫成雜文小品，免得日後“留英”變成“留白”。她卻惜墨如金，始終不曾下筆，正如她的幺妹空將法國歲月藏在心中。
幼珊雖然遠在英國，今年卻不顯得怎麼孤單，因為三妹佩珊正在比利時研究，見麵不難，沒有時差。我們的三女兒反應迅速，興趣廣泛；而且“見異思遷”：她拿的三個學位依次是曆史學士、廣告碩士、行銷博士。所以我叫她作“柳三變”。在香港讀中文大學的時候，她的鋼琴演奏曾經考取八級，一度有意去美國主修音樂；後來又任《星島日報》的文教記者。所以在餐桌上我常笑語家人：“記者麵前，說話當心。”
回台以後，佩珊一直在東海的企管係任教，這些年來，更把本行的名著三種譯成中文，在“天下”“遠流”出版。今年她去比利時做市場調查，範圍兼及荷蘭、英國。據我這做父親的看來，她對消費的興趣，不但是學術，也是癖好，尤其是對於精品。她的比利時之旅，不但飽覽佛朗德斯名畫，而且遍嚐各種美酒，更遠征土耳其，去清真寺仰聽尖塔上悠揚的呼禱，想必是十分豐盛的經驗。
二
世界變成了地球村，這感覺，看電視上的氣象報告最為具體。台灣太熱，溫差又小，本地的氣象報告不夠生動，所以愛看外地的冷暖，尤其是夠酷的低溫。每次播到大陸各地，我總是尋找沈陽和蘭州。“哇！零下十二攝氏度耶！過癮啊！”於是一整幅雪景當麵摑來，覺得這世界還是多彩多姿的。
一家既分五地，氣候自然各殊。其實四個女兒都在寒帶，最北的曼徹斯特約當北緯五十三度又半，最南的紐約也還有四十一度，都屬於高緯了。總而言之，四個女兒緯差雖達十二度，但氣溫大同，隻得一個冷字。其中幼珊最為怕冷，偏偏曼徹斯特嚴寒欺人，而讀不完的華茲華斯又必須久坐苦讀，難抵凜冽。對比之下，低緯二十二度半的高雄是暖得多了，即使嚷嚷寒流犯境，也不過等於英國的仲夏之夜，得蓋被窩。
黃昏，是一日最敏感最容易受傷的時辰，氣象報告總是由近而遠，終於播到了北美與西歐，把我們的關愛帶到高緯，向陌生又親切的都市聚焦。陌生，因為是寒帶；親切，因為是我們的孩子所在。
“溫哥華還在零下！”
“暴風雪襲擊紐約，機場關閉！”
“倫敦都這麼冷了，曼徹斯特更不得了！”
“布魯塞爾呢，也差不多吧？”
坐在熱帶的涼椅上看國外的氣象，我們總這麼大驚小怪，並不是因為沒有見識過冰雪，或是孩子們還在稚齡，不知保暖，更不是因為那些國家太簡陋，難以禦寒。隻因為父母老了，念女情深，在記憶的深處，夢的焦點，在見不得光的潛意識底層，女兒的神情笑貌仍似往昔，永遠珍藏在嬌憨的稚歲，童真的幼齡——所以天冷了，就得為她們加衣，天黑了，就等待她們一一回來，向熱騰騰的晚餐，向餐桌頂上金黃的吊燈報到，才能眾辮聚首，眾瓣圍葩，輻輳成一朵烘鬧的向日葵。每當我眷顧往昔，年輕的幸福感就在這一景停格。
人的一生有一個半童年。一個童年在自己小時候，而半個童年在自己孩子的小時候。童年，是人生的神話時代，將信將疑，一半靠父母的零星口述，很難考古。錯過了自己的童年，還有第二次機會，那便是自己子女的童年。年輕爸爸的幸福感，大概僅次於年輕媽媽了。在廈門街綠蔭深邃的巷子裏，我曾是這麼一位顧盼自得的年輕爸爸，四個女嬰先後裹著奶香的繈褓，投進我喜悅的懷抱。黑白分明，新造的靈瞳灼灼向我轉來，定睛在我臉上，不移也不眨，凝神認真地讀我，似乎有一點困惑。
“好像不是那個（媽媽）呢，這個（男人）。”她用超語言的混沌意識在說我，而我，更逼近她的臉龐，用超語言的笑容向她示意：“我不是別人，是你爸爸，愛你，也許比不上你媽媽那麼周到，但不會比她較少。”她用超經驗的直覺將我的笑容解碼，於是學起我來，忽然也笑了。這是父女間第一次相視而笑，像風吹水綻，自成漣漪，卻不落言詮，不留痕跡。
為了女嬰靈秀可愛，幼稚可哂，我們笑。受了我們笑容的啟示，笑聲的鼓舞，女嬰也笑了。女嬰一笑，我們以笑回答。女嬰一笑，我們笑得更多。女嬰剛會起立，我們用笑勉勵。她又跌坐在地，我們用笑安撫。四個女嬰馬戲團一般相繼翻筋鬥來投我家，然後是帶爬、帶跌、帶搖、帶晃，撲進我們張迎的懷裏——她們的童年是我們的“笑季”。
為了逗她們笑，我們做鬼臉。為了教她們牙牙學語，我們自己先兒語牙牙：“這是豆豆，那是餅餅，蟲蟲蟲蟲飛！”成人之間不屑也不敢的幼稚口吻、離奇動作，我們在孩子麵前，特權似的，卻可以完全解放，盡情表演。在孩子的真童年裏，我們找到了自己的假童年，鄉愁一般再過一次小時候，管它是真是假，是一半還是完全。
快樂的童年是雙全的互惠：一方麵孩子長大了，孺慕兒時的親恩；一方麵父母老了，眷念子女的兒時。因為父母與稚兒之間的親情，最原始、最純粹、最強烈，印象最久也最深沉，雖經萬劫亦不可磨滅。坐在電視機前，看氣象而念四女，心底浮現的常是她們孩時，仰麵伸手，依依求抱的憨態，隻因那形象最縈我心。
最縈我心是第一個長夏，珊珊臥在白紗帳裏，任我把搖籃搖來搖去，烏眸灼灼仍對我仰視，窗外一巷的蟬嘶。是幼珊從躺床洞孔倒爬了出來，在地上顫顫昂頭像一隻小胖獸，令眾人大吃一驚，又哄然失笑。是帶佩珊去看電影，她水亮的眼珠在暗中轉動，閃著銀幕的反光，神情那樣緊張而專注，小手微汗在我的手裏。是季珊小時候怕打雷和鞭炮，巨響一迸發就把哭聲埋進婆婆的懷裏，嗚咽久之。
不知道她們的母親，記憶中是怎樣為每一個女孩的初貌取景造型。也許是太密太繁了，不一而足，甚至要遠溯到成形以前，不是形象，而是觸覺，是胎裏的顛倒蜷伏，手撐腳踢。
當一切追溯到源頭，混沌初開，女嬰的生命起自父精巧遇到母卵，正是所有愛情故事的雛形。從父體出發長征的；萬頭攢動，是適者得岸的蝌蚪寶寶，隻有幸運的一頭被母島接納。於是母女同體的十月因緣奇妙地開始。母親把女嬰安頓在子宮，用胚胎喂她，羊水護她，用臍帶的專線跟她神秘地通話，給她曖昧的超安全感，更賦她心跳、脈搏與血型，直到大頭蝌蚪變成了大頭寶寶，大頭朝下，抱臂交股，蜷成一團，準備向生之窄門擁擠頂撞，破母體而出，而且鼓動肺葉，用尚未吃奶的氣力，嗓音驚天地而動鬼神，又像對母體告別，又像對母親報到，洪亮的一聲啼哭，“我來了！”
三
母親的恩情早在孩子會呼吸以前就開始。所以中國人計算年齡，是從成孕數起。那原始的十個月，雖然眼睛都還未睜開，已經樣樣向母親索取，負欠太多。等到降世那天，同命必須分體，更要斷然破胎、截然開骨，在劇烈加速的陣痛之中，掙紮著，奪門而出。生日蛋糕之甜，燭火之亮，是用母難之血來償付的。但生產之大劫不過是母愛的開始，日後母親的辛勤照顧，從抱到背，從扶到推，從拉拔到提掖，字典上凡是手字部的操勞，哪一樣沒有做過？《蓼莪》篇說：“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其實肌膚之親、操勞之勤，母親遠多於父親。所以《蓼莪》又說：“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複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其中所言，多為母恩。“出入腹我”一句形容母不離子，最為傳神，動物之中恐怕隻有袋鼠家庭勝過人倫了。
從前是四個女兒常在身邊，顧之複之，出入腹之。我存肌膚白晳，四女多得遺傳，所以她們小時我戲呼之為“一窩小白鼠”。在丹佛時，長途旅行，一窩小白鼠全在我家車上，坐滿後排。那情景，又像是所有的雞蛋都放在同一隻籃裏。我手握駕駛盤，不免倍加小心，但是全家同遊，美景共享，卻也心滿意足。在香港的十年，晚餐桌上熱湯蒸騰，燈氛溫馨，四隻小白鼠加一隻大白鼠加我這大老鼠圍成一桌，一時六口齊張，美肴爭入，妙語爭出，嘰嘰喳喳喧成一片，鼠倫之樂莫過於此。
而現在，一窩小白鼠全散在四方，這樣的盛宴久已不再。剩下二老，隻能在清冷的晚餐後，向國外的氣象報告去揣摩四地的冷暖。中國人把見麵打招呼叫作寒暄。我們每晚在電視上真的向四個女兒“寒暄”，非但不是客套，而且寓有真情，因為中國人不慣和家人緊抱熱吻，恩情流露，每在淡淡的問暖噓寒，叮囑添衣。
往往在氣象報告之後，做母親的一通長途電話，越洋跨洲，就直接撥到暴風雪的那一端，去“寒暄”一番，並且報告高雄家裏的現況，例如父親剛去墨西哥開會，或是下星期要去川大演講，她也要同行。有時她一夜電話，打遍了西歐北美，耳聽四國，把我們這“日不落家”的最新動態收集彙整。
看著做母親的曳著電線，握著聽筒，跟九千裏外的女兒短話長說，那全神貫注的姿態，我頓然領悟，這還是母女連心、一線密語的習慣。不過以前是用臍帶向體內腹語，而現在，是用電纜向海外傳音。
而除了臍帶情結之外，更不斷寫信，並附寄照片或剪稿，有時還寄包裹，把書籍、衣飾、藥品、隱形眼鏡等等，像後勤支援前線一般，源源不絕向海外供應。類此的補給從未中止，如同最初，母體用胎盤向新生命輸送營養和氧氣：綿綿的母愛，源源的母愛，唉，永不告竭。
所謂恩情，是愛加上辛苦再乘以時間，所以是有增無減，且因累積而變得深厚。所以《詩經》歎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這一切的一切，從珊珊的第一聲啼哭以前就開始了。若要徹底，就得追溯到四十五年前，當四個女嬰的母親初遇父親，神話的封麵剛剛揭開，羅曼史正當扉頁。到女嬰來時，便是美麗的插圖了。第一圖是父之囊。第二圖是母之宮。第三圖是育嬰床，在內江街的婦產醫院。第四圖是搖嬰籃，把四個女嬰依次搖啊搖，沒有搖到外婆橋，卻搖成了少女，在廈門街深巷的一棟古屋。以後的插圖就不用我多講了。
這一幅插圖，看哪，爸爸老了，還對著海峽之夜在燈下寫詩。媽媽早入睡了，微聞鼾聲。她也許正夢見從前，有一窩小白鼠跟她捉迷藏，躲到後來就走散了，而她太累，一時也追不回來。
一九九七年四月
（本文略有刪改——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