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樣的啁啾,該是羽類的世界語吧。而無論藍寶寶是在陽台上或是屋裏,隻要左近傳來鳩呼或雀噪,它一定脆音相應,一逗一答,一呼一和,旁聽起來十分有趣,或許在飛禽的世界裏,也像人世一樣,南腔北調,有各種複雜的方言,可惜我們莫能分辨,隻好一概稱為鳥語。

平時說到鳥語,總不免想起“生生燕語明如翦,嚦嚦鶯聲溜的圓”之類的婉婉好音,絕少想到鳥語之中,也有極其可怖的一類。後來參觀底特律的大動物園,進入了籠高樹密的鳥苑,綠重翠疊的陰影裏,一時不見高樓的眾禽,隻聽到四周怪笑吃吃,驚歎咄咄,厲呼磔磔,盈耳不知究竟有多少巫師隱身在幽處施法念咒,真是聽覺上最駭人的一次經驗。看過希區柯克的悚栗片《鳥》,大家驚疑之餘,都說真想不到鳥類會有這麼“邪惡”。其實人類君臨這個世界,品嚐珍饈,饕餮萬物,把一切都視為當然,卻忘了自己經常捕囚或烹食鳥類的種種罪行有多麼殘忍了。兀鷹食人,畢竟先等人自斃;人食乳鴿,卻是一籠一籠地蓄意謀殺。

想到此地,藍光一閃,一片青雲飄落在我的肩上,原來是有人把藍寶寶放出來了。每次出籠,它一定振翅疾飛,在屋裏回翔一圈,然後棲在我肩頭或腕際。我的耳邊、頸背、頦下,是它最愛來依偎探討的地方。最溫馴的時候,它會憩在人的手背,低下頭來,用小喙親吻人的手指,一動也不動地,討人歡喜。有時它更會從嘴裏吐出一粒“雀粟”來,邀你共享,據說這是它表示友誼的親切舉動,但你盡可放心,它不會強人所難的,不一會兒,它又徑自啄回去了。有時它也會輕咬你的手指頭,並露出它可笑的花舌頭。興奮起來,它還會不斷地向你磕頭,頸毛鬆開,瞳仁縮小,嘴裏更是呢呢喃喃,不知所雲。不過所謂“小鳥依人”,隻是片麵的,隻許它來親人,不許你去撫它。你才一伸手,它立刻回過身來麵對著你,注意你的一舉一動,不然便是藍羽一張,早已飛之冥冥。

不少朋友在我的客廳裏,常因這一閃藍雲的猝然降臨而大吃一驚。女作家心岱便是其中的一位。說時遲那時快,藍寶寶華麗的翅膀一收,已經棲在她手腕上了。心岱驚神未定,隻好強自鎮靜,聽我們向她誇耀小鳥的種種。後來她回到台北,還在《聯合副刊》發表《藍寶》一文,以記其事。

我發現,許多朋友都不知道養一隻小鸚鵡有多麼有趣,又多麼簡單。小鸚鵡的身價,就它帶給主人的樂趣說來,是非常便宜的。在台灣,每隻售六七十元,在香港隻要港幣六元,美國的超級市場裏也常有出售,每隻不過五六美金。在丹佛時,我先後養過四隻,其中黃底灰紋的一隻毛色特別嬌嫩,算是珍品,則是花十五美金買來的。買小鸚鵡時,要注意兩件事情。年齡要看額頭和鼻端,額上黑紋愈密,鼻上色澤愈紫,則愈幼小,要買,當然要初生的稚鸚,才容易和你親近。至於健康呢,則要翻過身來看它的肛門,周圍的細白絨毛要幹,才顯得消化良好。小鸚鵡最怕瀉肚子,一瀉就糟。

此外的投資,無非是一隻鳥籠,兩枝棲木,一片魚骨,和極其迷你的水缸粟缽而已。魚骨的用場,是供它啄食,以吸取充分的鈣質。那麼小的肚子,耗費的粟量當然有限,再窮的主人也供得起的。有時為了調劑,不妨喂一點青菜和果皮,讓它啄個三五口,也就夠了。熟了以後,可以放出籠來,任它自由飛憩,不過門窗要小心關好,否則它愛向亮處飛,極易奪門而去。我養過的近十頭小鸚鵡之中,就有兩頭是這麼無端飛掉的。有了這種傷心的教訓,我隻在晚上才敢把鳥放出籠來。

小鳥依人,也會纏人,過分親狎之後,也有煩惱的。你吃蘋果,它便飛來奇襲,與人爭食。你特別削一小片喂它,它隻淺嚐三兩口,仍縱回你的口邊,定要和你分享大塊。你看報,它便來嚼食紙邊,吃得津津有味。你寫字呢,它便停在紙上,研究你寫些什麼,甚至以為筆尖來回揮動是在逗它玩樂,便來追咬你的筆尖。要趕它回籠,可不容易。如果它玩得還未盡興,則無論你如何好言勸誘或惡聲威脅,都不能使它俯首歸心。最後隻有關燈的一招,在黑暗裏,它是不敢飛的。於是你伸手擒來,毛茸茸軟溫溫的一團,小心髒抵著你的手心猛跳,吱吱的抗議聲中,你已經把它置回籠裏。

藍寶寶是大埔的菜市上六元買來的,在我所有的“禽緣”裏,它是最乖巧最可愛的一隻,現在,即使有誰出六千元,我也不肯舍棄它的。前年夏天,我們舉家回台北去,隻好把藍寶寶寄在宋淇府上,勞宋夫人做了半個月的“鳥媽媽”。記得交托之時,還鄭重其事,擬了一張“養鳥須知”的備忘錄,懸於籠側,文曰:

一小米一缽,清水半缸,間日一換,不食煙火,儼然羽仙。

二風口日曝之處,不宜放置鳥籠。

三無須為鳥沐浴,造化自有安排。

四智商仿佛兩歲稚嬰。略通人語,頗喜傳訛。閨中隱私,不宜多言,慎之慎之。

一九七七年五月

沙田山居

書齋外麵是陽台,陽台外麵是海,是山,海是碧湛湛的一彎,山是青鬱鬱的連環。山外有山,最遠的翠微淡成一嫋青煙,忽焉似有,再顧若無,那便是,大陸的莽莽蒼蒼了。日月閑閑,有的是時間與空間。一覽不盡的青山綠水,馬遠夏圭的長幅橫披,任風吹,任鷹飛,任渺渺之目舒展來回,而我在其中俯仰天地,呼吸晨昏,竟已有十八個月了。十八個月,也就是說,重九的陶菊已經兩開,中秋的蘇月已經圓過兩次了。

海天相對,中間是山,即使是秋晴的日子,透明的藍光裏,也還有一層輕輕的海氣,疑幻疑真,像開著一麵玄奧的迷鏡,照鏡的不是人,是神。海與山綢繆在一起,分不出,是海侵入了山間,還是山誘俘了海水,隻見海把山圍成了一角角的半島,山呢,把海圍成了一汪汪的海灣。山色如環,困不住浩渺的南海,畢竟在東北方缺了一口,放檣桅出去,風帆進來。最是晴豔的下午,八仙嶺下,一艘白色渡輪,迎著酣美的斜陽悠悠向大埔駛去,整個吐露港平鋪著千頃的碧藍,就為了反襯那一影耀眼的潔白。起風的日子,海吹成了千畝藍田,無數的百合此開彼落。到了夜深,所有的山影黑沉沉都睡去,遠遠近近,零零落落的燈全睡去,隻留下一陣陣的潮聲起伏,永恒的鼾息,撼人的節奏撼我的心血來潮。有時十幾盞漁火赫然,浮現在闃黑的海麵,排成一彎弧形,把漁網愈收愈小,圍成一叢燦燦的金蓮。

海圍著山,山圍著我。沙田山居,峰回路轉,我的朝朝暮暮,日起日落,月望月朔,全在此中度過,我成了山人。問餘何事棲碧山,笑而不答,山已經代我答了。其實山並未回答,是鳥代山答了,是蟲,是鬆風代山答了。山是禪機深藏的高僧,輕易不開口的。人在樓上倚欄杆,山列坐在四麵如十八尊羅漢疊羅漢,相看兩不厭。早晨,我攀上佛頭去看日出,黃昏,從聯合書院的文學院一路走回來,家,在半山腰上等我,那地勢,比佛肩要低,卻比佛肚子要高些。這時,山什麼也不說,隻是爭噪的鳥雀泄露了他愉悅的心境。等到眾鳥棲定,山影茫然,天籟便低沉下去,若斷若續,樹間的歌者才歇下,草間的吟哦又四起。至於山坳下麵那小小的幽穀,形式和地位都相當於佛的肚臍,深凹之中別有一番諧趣。山穀是一個愛音樂的村女,最喜歡學舌擬聲,可惜太害羞,技巧不很高明。無論是鳥鳴犬吠,或是火車在穀口揚笛路過,她都要學叫一聲,落後半拍,應人的尾音。

從我的樓上望出去,馬鞍山奇拔而峭峻,屏於東方,使朝曦姍姍其來遲。鹿山巍然而逼近,魁梧的肩膂遮去了半壁西天,催黃昏早半小時來臨,一個分神,夕陽便落進他的僧袖裏去了。一爐晚霞,黃銅燒成赤金又化作紫灰與青煙,壯哉崦嵫的神話,太陽的葬禮。陽台上,坐看晚景變幻成夜色,似乎很緩慢,又似乎非常敏捷,才覺霞光烘頰,餘曛在樹,忽然變生咫尺,眈眈的黑影已伸及你的肘腋,夜,早從你背後襲來。那過程,是一種絕妙的障眼法,非眼睫所能守望的。等到夜色四合,黑暗已成定局,四圍的山影,重甸甸陰森森的,令人肅然而恐。尤其是西屏的鹿山,白天還如佛如僧,藹然可親,這時竟收起法相,龐然而踞,黑毛茸蒙如一尊暗中伺人的怪獸,隱然,有一種潛伏的不安。

千山磅礴的來勢如壓,誰敢相撼?但是雲煙一起,莊重的山態便改了。霧來的日子,山變成一座座的列嶼,在白煙的橫波回瀾裏,載浮載沉。八仙嶺果真化作了過海的八仙,時在波上,時在彌漫的雲間。有一天早晨,舉目一望,八仙和馬鞍和遠遠近近的大小眾峰,全不見了,偶爾雲開一線,當頭的鹿山似從天隙中隱隱相窺,去大埔的車輛出沒在半空。我的陽台脫離了一切,下臨無地,在洶湧的白濤上自由來去。穀中的雞犬從雲下傳來,從敻遠的人間。我走去更高處的聯合書院上課,滿地白雲,師生衣袂飄然,都成了神仙。我登上講壇說道,煙雲都穿窗探首來旁聽。

起風的日子,一切雲雲霧霧的朦朧氤氳全被拭淨,水光山色,纖毫悉在鏡裏。原來對岸的八仙嶺下,曆曆可數,有這許多山村野店,水滸人家。半島的天氣一日數變,風驟然而來,從海口長驅直入,腳下的山穀頓成風箱,抽不盡滿壑的咆哮翻騰。蹂躪著羅漢鬆與蘆草,掀翻海水,吐著白浪,風是一群透明的猛獸,奔踹而來,呼嘯而去。

海潮與風聲,即使撼天震地,也不過為無邊的靜加注荒情與野趣罷了。最令人心動而神往的,卻是人為的騷音。從清早到午夜,一天四十多班,在山和海之間,敲軌而來,鳴笛而去的,是九廣鐵路的客車、貨車、豬車。曳著黑煙的飄發,蟠蜿著十三節車廂的修長之軀,這些工業時代的元老級交通工具,仍有舊世界迷人的情調,非協和的超聲速飛機所能比擬。山下的鐵軌向北延伸,延伸著我的心弦。我的中樞神經,一日四十多次,任南下又北上的千隻鐵輪輪番敲打,用鋼鐵火花的壯烈節奏,提醒我,藏在穀底的並不是洞裏桃源,住在山上,我亦非桓景,即使王粲,也不能不下樓去:

欄杆三麵壓人眉睫是青山

碧螺黛迤邐的邊愁欲連環

疊嶂之後是重巒,一層淡似一層

湘雲之後是楚煙,山長水遠

五千載與八萬萬,全在那裏麵……

沒有人是一個島——想起了瘂弦的《一九八〇年》

二十三年以前,一位才華初發的青年詩人,向往未來與遠方,為了一首烏托邦式的成人童話詩,設想美妙,傳誦一時。那首詩叫作《一九八〇年》,作者瘂弦,當時隻有二十五歲。詩的前兩段是這樣的:

老太陽從蓖麻樹上漏下來,

那時將是一九八〇年。

我們將有一座

費一個春天造成的小木屋,

而且有著童話般紅色的頂

而且四周是草坡,牛兒在齧草

而且,在澳洲。

當時的戲言,今朝已來到眼前,這已是一九八〇年了。不知怎的,近來時常想起瘂弦的這首少作。二十多年來,台灣變了很多,世界整個變了,連詩人向往的澳洲也變了不少。瘂弦,並沒有移民去澳洲,將來顯然也不會南遷。這些年來,他去過美國、歐洲、印度、南洋,卻始終未去澳洲。

倒是我,去過澳洲兩個月,彼邦的大城都遊曆過,至於草坡上的紅頂小屋,也似乎見過一些。八年前的今天,我正在雪梨(通譯悉尼——編者注)。如果二十五歲的瘂弦突然出現在眼前,問我那地方到底如何,我會說:“當然很好,不但袋鼠母子和寶寶熊都很好玩,連三次大戰和‘文革’都似乎隔得很遠。不但如此,台北盆地正熱得要命,還要分區節水,那裏卻正是清涼世界,企鵝紳士們都穿得衣冠楚楚,在出席海濱大會。不過,如果我是你,就不會急著搬去那裏,寧可留在台灣。”

一人之夢,他人之魘。少年瘂弦心中的那片樂土,在“澳廝”(Aussie)們自己看來,卻沒有那麼美好。遠來的和尚會念經,遠方的經也似乎好念些,其實家家的經都不好念。

澳洲並不全是草地,反之,浩闊的內陸盡是沙漠,又幹又熱,一無可觀。我在沙漠的中心,愛麗絲泉,曾經住過一夜。那小鎮隻有一條街,從這頭踱到那頭,不過一盞茶的工夫。樹影稀疏的街口,外麵隻有一條灰白的車路,沒向萬古的荒沙之中。南北兩邊的海岸,都在一千公裏以外,最近的大都市更遠達一千五百公裏,真是遁世的僻鄉了。隻是到了夜裏,人籟寂寂,天籟齊歇,像躺在一隻壞了的表裏,橫聽豎聽,都沒有聲音。要不是袋裏還有張回程的機票,真難相信我還能生還文明。

澳洲的名詩人,我幾乎都見過了。侯普(A.D.Hope)贈我的書中,第一首詩便是他的名作《澳大利亞》,劈頭第一句便詛咒他的鄉土,說它是一片“心死”的大陸,令我大為驚顫。澳洲的大學招不足學生,一來人口原就稀少,二來中學畢業就輕易找到工作。大學教授向我埋怨,說一個月的薪水,百分之四十幾都納了稅。雪梨的街頭也有不少盜匪,夜行人仍要小心。堪培拉公園裏,有新幾內亞的土人紮營守坐,作獨立運動之示威,令陪我走過的澳洲朋友感到尷尬。東北岸外,法國人正在新卡裏多尼亞島附近試驗核爆,令澳洲青年憤怒示威。誰說南半球見不到蕈狀雲呢?

如果還有誰對那片“樂土”抱有幻想,他不妨去看看澳洲自製的連續劇《女囚犯》。這一套電視片長達三十集,主要的場景是澳洲一座專關女囚犯的監獄;一個個女犯人的故事,當初如何犯法,如何入獄,後來如何服刑,如何上訴,又如何冤情大白,獲釋出去,都有生動明快的描寫。當然女犯人的結局,不都是歡天喜地走出獄門。也有不幸的一群,或死在牢裏,或放出去後不見容於社會,反覺天地為窄而牢獄為寬,世情太冷,不如獄中友情之溫,寧願再蹈法網,解回舊獄。澳洲原是古時英國流放罪犯之地,幽默的澳洲朋友也不諱言他們是亡命徒流浪漢的後人。也難怪他們的電視界能推出這麼一部鐵窗生涯的寫實傑作。

瘂弦的《一九八〇年》仍不失為一首可愛的好詩,但畢竟是二十多年前的作品,我敢說作者的少年情懷,如今已不再了。那時台灣的新詩風行著異國情調,不但瘂弦的某些少作,就連土生土長的葉珊、陳錦標、陳東陽等的作品也是如此。愛慕異國情調,原是青年人理想主義的一種表現。兼以當時台灣的文化、社會、政治各方麵都沒有現在這麼開放,一切都沒有現在這麼進步,青年作家們多少都有一點“恐閉症”,所以向往外麵的世界,也是一種可解的心情,不必動輒說成什麼“崇洋”。二十多年下來,我這一輩的心情已經完全相反:以前我們幻想,樂土遠在天邊,現在大家都已憬然省悟,所謂樂土,豈不正是腳下的這塊土地,世界上最美好的島嶼?原則上,澳洲之大,也隻是一個島嶼罷了。然則在澳洲和台灣之間,今天的瘂弦當然是選擇自己的家島。今天,年輕的一代莫不熱烈地擁抱這一片土地和這一個社會,認同鄉土,一時蔚為風氣,誠然十分可喜。但是我們卻不應武斷劃分,說今日的青年皆是,而往日的青年皆非。其實,今日青年之所以有此心態,……就是這一份“比得起”的信心,令今日的青年有回頭肯定自己的依據。

二十多年的留學潮似乎是淡下去了。從遠揚外國到奉獻本土,島內青年態度的扭轉,正是民族得救文化新生的契機。人對社會的要求和奉獻,應成正比:要求得高,就應奉獻得多;有所奉獻,才有權利有所要求。對社會隻有奉獻而不要求,不要求它變得更合理更進步,那是愚忠。“不問收獲”,是不對的。反之,對社會隻有要求而不奉獻,那是狂妄與自私。不過留學潮也不是全無正麵的意義,因為我們至少了解了西方,而了解西方之長短正所以了解中國,了解中西之異同。“不到黃河心不死”,許多留學生卻是“不到紐約心不死”。同時,遠揚外國也還有身心之分。有的人身心一起遠揚了,從此做外國人,那也幹脆。有的人身在海外而心存本土,地雖偏而心不遠,這還是一個正數,不是負數。但是這種人還可分成兩類。第一類“心存”的方式,隻是對本土的社會提出要求,甚至是苛求,例如“台灣為什麼還不像美國”等等,卻忘了他自己並未奉獻過什麼。第二類“心存”的方式,則是奉獻,不論那是曾經奉獻,正在奉獻,或是準備奉獻。這種奉獻,雖阻隔於地理,卻有功於文化。例如蕭邦,雖遠揚於法國,卻以音樂奉獻於波蘭,然則蕭邦在法國,正是波蘭的延伸,不是波蘭的縮減。“正數”的留學生,都可以作“中國的延伸”看待。

瘂弦也曾經兩度留學,但到了一九八〇年,卻沒有像他在早年詩中所預言的,落戶在異國。從遠揚到回歸,正是瘂弦這一輩認同台灣的過程,這過程十分重要。時至今日,誰是過客,誰是歸人,已經十分清楚。對他這一輩的作家,台灣給他們寫作的環境,寫作的同伴,出版他們的作品,還給他們一群讀者和一些批評家。……瘂弦屬於河南,但是他似乎更屬於台灣,當然他完全屬於中國。所謂家,不應單指祖傳的一塊地,更應包括自己耕耘的田。對於在台灣成長的作家,台灣自然就是他們的家。這也許不是“出生權”,卻一定是“出力權”。“出力權”,正是“耕者有其田”的意思。《一九八〇年》詩末有這麼兩句:

我說你還趕作什麼衣裳呀,

留那麼多的明天做什麼哩?

這話頗有心理根據。移民到了澳洲,就到了想象中的天堂,但天堂裏的日子其實很悶人,“明天”在天堂裏毫無意義,因為它無須爭取。我認為,《桃花源記》裏的生活雖然美滿,但如果要我選擇,我寧可跟隨諸葛亮在西蜀奮鬥,因為諸葛亮必須爭取明天,但是明天對桃源中人並無意義。

我知道頗有些朋友以台灣為一島嶼而感到孤立、氣餒,也聽人說過,台灣囿於地理,文學難見偉大的氣魄。這話我不服氣。豈不見,拿破侖生在島上,也死在島上,卻影響了一代的歐陸。說到文學,薩福誕生的萊思波斯,蕭克利多斯誕生的西西裏,都是島嶼,而據說荷馬也降世於凱奧司島。日本和英國不用多說,即以愛爾蘭而言,不也出了斯威夫特、王爾德、蕭伯納、葉芝、喬伊斯、貝克特?

蘇軾,應該是我國第一位在海島上寫作的大詩人了。他的高見總該值得我們注意。《蘇海識餘》卷四有這麼一則:“東坡在儋耳,因試筆嚐自書雲:‘吾始至海南,環視天水無際,淒然傷之曰:何時得出此島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積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國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島者?覆盆水於地,芥浮於水,蟻附於芥,茫然不知所濟。少焉水涸,蟻即徑去,見其類,出涕曰:幾不複與子相見!豈知俯仰間之有方軌八達之路乎?念此可以一笑。戊寅九月十二日,與客飲薄酒小醉,信筆書此紙。’”

東坡真不愧曠代文豪,雖自稱信筆所之,畢竟胸襟開闊,不以島居為囿,卻說“有生孰不在島者”?髯蘇當時的地理觀念,竟和今日的實況相合。瘂弦當年要去的澳洲,不正是一個特大號的島嗎?亞、非、歐三大洲,也不過合成一個巨島。想開些,我們這青綠間白的水陸大球,在太空人眷眷回顧之中,不也隻是一座太空島嗎?

不過,蘇軾的這一番自寬之詞,要慰勉我們接受的,隻是地理上的囿限,絕非心理上的自蔽。“俯仰間之有方軌八達之路”,他在文末已經說得明白。他的名句“不識廬山真麵目,隻緣身在此山中”,更點出客觀觀點的重要。島嶼隻是客觀的存在,如果我們竟在主觀上強調島嶼的地區主義,在情緒上過分排外,甚至在意識上要脫離中國文化的大傳統,那就是地理的囿限又加上心理的自蔽,這種趨勢卻是不健康的。詩人多恩的一段布道詞,也是海明威一部小說題名之所本,不妨與蘇軾之文並讀:“沒有人是一個島,自給自足;每個人都是大陸的一部分,整體的一片段。如果一塊土被海浪衝走,則歐洲的損失,正如衝走了一角海岬,衝走了你朋友的田莊或是你自己的田莊。不論誰死了,我都受損,因為我和人類息息相關。所以不要派人去問,喪鍾為誰而敲。喪鍾為你而敲。”

一九八〇年八月四日

(本文略有刪改——編者注)

我的四個假想敵

二女幼珊在港參加僑生聯考,以第一誌願分發台大外文係。聽到這消息,我鬆了一口氣,從此不必擔心四個女兒通通嫁給廣東男孩了。

我對廣東男孩當然並無偏見,在港六年,我班上也有好些可愛的廣東少年,頗討老師的歡心,但是要我把四個女兒全都讓那些“靚仔”“叻仔”擄掠了去,卻舍不得。不過,女兒要嫁誰,說得灑脫些,是她們的自由意誌,說得玄妙些呢,是因緣,做父親的又何必患得患失呢?何況在這件事上,做母親的往往位居要衝,自然而然成了女兒的親密顧問,甚至親密戰友,作戰的對象不是男友,卻是父親。等到做父親的驚醒過來,早已腹背受敵,難挽大勢了。

在父親的眼裏,女兒最可愛的時候是在十歲以前,因為那時她完全屬於自己。在男友的眼裏,她最可愛的時候卻在十七歲以後,因為這時她正像畢業班的學生,已經一心向外了。父親和男友,先天上就有矛盾。對父親來說,世界上沒有東西比稚齡的女兒更完美的了,唯一的缺點就是會長大,除非你用急凍術把她久藏,不過這恐怕是違法的,而且她的男友遲早會騎了駿馬或摩托車來,把她吻醒。

我未用太空艙的凍眠術,一任時光催迫,日月輪轉,再揉眼時,怎麼四個女兒都已依次長大,昔日的童話之門砰地一關,再也回不去了。四個女兒,依次是珊珊、幼珊、佩珊、季珊。簡直可以排成一條珊瑚礁。珊珊十二歲的那年,有一次,未滿九歲的佩珊忽然對來訪的客人說:“喂,告訴你,我姐姐是一個少女了!”在座的大人全笑了起來。

曾幾何時,惹笑的佩珊自己,甚至最幼稚的季珊,也都在時光的魔杖下,點化成“少女”了。冥冥之中,有四個“少男”正偷偷襲來,雖然躡手躡足,屏聲止息,我卻感到背後有四雙眼睛,像所有的壞男孩那樣,目光灼灼,心存不軌,隻等時機一到,便會站到亮處,裝出偽善的笑容,叫我嶽父。我當然不會應他。哪有這麼容易的事!我像一棵果樹,天長地久在這裏立了多年,風霜雨露,樣樣有份,換來果實累累,不勝負荷。而你,偶爾過路的小子,竟然一伸手就來摘果子,活該蟠地的樹根絆你一跤!

而最可惱的,卻是樹上的果子,竟有自動落入行人手中的樣子。樹怪行人不該擅自來摘果子,行人卻說是果子剛好掉下來,給他接著罷了。這種事,總是裏應外合才成功的。當初我自己結婚,不也是有一位少女開門揖盜嗎?“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說得真是不錯。不過彼一時也,此一時也。同一個人,過街時討厭汽車,開車時卻討厭行人。現在是輪到我來開車。

好多年來,我已經習於和五個女人為伍,浴室裏彌漫著香皂和香水氣味,沙發上散置皮包和發卷,餐桌上沒有人和我爭酒,都是天經地義的事。戲稱吾廬為“女生宿舍”,也已經很久了。做了“女生宿舍”的舍監,自然不歡迎陌生的男客,尤其是別有用心的一類。但是自己轄下的女生,尤其是前麵的三位,已有“不穩”的現象,卻令我想起葉芝的一句詩:

一切已崩潰,失去重心。

我的四個假想敵,不論是高是矮,是胖是瘦,是學醫還是學文,遲早會從我疑懼的迷霧裏顯出原形,一一走上前來,或迂回曲折,囁嚅其詞,或開門見山,大言不慚,總之要把他的情人,也就是我的女兒,對不起,從此領去。無形的敵人最可怕,何況我在亮處,他在暗裏,又有我家的“內奸”接應,真是防不勝防。隻怪當初沒有把四個女兒及時冷藏,使時間不能拐騙,社會也無由汙染。現在她們都已大了,回不了頭;我那四個假想敵,那四個鬼鬼祟祟的地下工作者,也都已羽毛豐滿,什麼力量都阻止不了他們了。先下手為強,這件事,該乘那四個假想敵還在繈褓的時候,就予以解決的。至少美國詩人納什(Ogden Nash,1902—1971)勸我們如此。他在一首妙詩《由女嬰之父來唱的歌》(Song to Be Sung by the Father of Infant Female Children)之中,說他生了女兒吉兒之後,惴惴不安,感到不知什麼地方正有個男嬰也在長大,現在雖然還渾渾噩噩,口吐白沫,卻注定將來會搶走他的吉兒。於是做父親的每次在公園裏看見嬰兒車中的男嬰,都不由得神色一變,暗暗想道:“會不會是這家夥?”想著想著,他“殺機陡萌”(My dreams, I fear, are infanticiddle),便要解開那男嬰身上的別針,朝他的爽身粉裏撒胡椒粉,把鹽撒進他的奶瓶,把沙撒進他的菠菜汁,再扔頭優遊的鱷魚到他的嬰兒車裏陪他遊戲,逼他在水深火熱之中掙紮而去,去娶別人的女兒。足見詩人以未來的女婿為假想敵,早已有了前例。

不過一切都太遲了。當初沒有當機立斷,采取非常措施,像納什詩中所說的那樣,真是一大失策。如今的局麵,套一句史書上常見的話,已經是“寇入深矣”!女兒的牆上和書桌的玻璃墊下,以前的海報和剪報之類,還是披頭,拜絲,大衛·凱西弟的形象,現在紛紛都換上男友了。至少,灘頭陣地已經被入侵的軍隊占領了去,這一仗是必敗的了。記得我們小時,這一類的照片仍被列為機密要件,不是藏在枕頭套裏,貼著夢境,便是夾在書堆深處,偶爾翻出來神往一番,哪有這麼二十四小時眼前供奉的?

這一批形跡可疑的假想敵,究竟是哪年哪月開始入侵廈門街餘宅的,已經不可考了。隻記得六年前遷港之後,攻城的軍事便換了一批口操粵語的少年來接手。至於交戰的細節,就得問名義上是守城的那幾個女將,我這位“昏君”是再也搞不清的了。隻知道敵方的炮火,起先是瞄準我家的信箱,那些歪歪斜斜的筆跡,久了也能猜個七分;繼而是集中在我家的電話,“落彈點”就在我書桌的背後,我的文苑就是他們的沙場,一夜之間,總有十幾次腦震蕩。那些粵音平上去入,有九聲之多,也令我難以研判敵情。現在我帶幼珊回了廈門街,那頭的廣東部隊輪到我太太去抵擋,我在這頭,隻要留意台灣健兒,任務就輕鬆多了。

信箱被襲,隻如戰爭的默片,還不打緊。其實我寧可多情的少年勤寫情書,那樣至少可以練習作文,不致在視聽教育的時代荒廢了中文。可怕的還是電話中彈,那一串串警告的鈴聲,把戰場從門外的信箱擴至書房的腹地,默片變成了身曆聲,假想敵在實彈射擊了。更可怕的,卻是假想敵真的闖進了城來,成了有血有肉的真敵人,不再是假想了好玩的了,就像軍事演習到中途,忽然真的打起來了一樣。真敵人是看得出來的。在某一女兒的接應之下,他占領了沙發的一角,從此兩人呢喃細語,囁嚅密談,即使脈脈相對的時候,那氣氛也濃得化不開,窒得全家人都透不過氣來。這時幾個姐妹早已回避得遠遠的了,任誰都看得出情況有異,萬一敵人留下來吃飯,那空氣就更為緊張,好像擺好姿勢,麵對照相機一般。平時鴨塘一般的餐桌,四姐妹這時像在演啞劇,連筷子和調羹都似乎得到了消息,忽然小心翼翼起來。明知這僭越的小子未必就是真命女婿,(誰曉得寶貝女兒現在是十八變中的第幾變呢?)心裏卻不由自主升起一股淡淡的敵意。也明知女兒正如將熟之瓜,終有一天會蒂落而去,卻希望不是隨眼前這自負的小子。

當然,四個女兒也自有不乖的時候,在惱怒的心情下,我就恨不得四個假想敵趕快出現,把她們統統帶走。但是那一天真要來到時,我一定又會懊悔不已。我能夠想象,人生的兩大寂寞,一是退休之日,一是最小的孩子終於也結婚之後。宋淇有一天對我說:“真羨慕你的女兒全在身邊!”真的嗎?至少目前我並不覺得,自己有什麼可羨之處。也許真要等到最小的季珊也跟著假想敵度蜜月去了,才會和我存並坐在空空的長沙發上,翻閱她們小時的相簿,追憶從前,六人一車長途壯遊的盛況,或是晚餐桌上,熱氣蒸騰,大家共享的燦爛燈光。人生有許多事情,正如船後的波紋,總要過後才覺得美的。這麼一想,又希望那四個假想敵,那四個生手笨腳的小夥子,還是多吃幾口閉門羹,慢一點出現吧。

袁枚寫詩,把生女兒說成“情疑中副車”;這書袋掉得很有意思,卻也流露了重男輕女的封建意識。照袁枚的說法,我是連中了四次副車,命中率夠高的了。餘宅的四個小女孩現在變成了四個小婦人,在假想敵環伺之下,若問我擇婿有何條件,一時倒恐怕答不上來。沉吟半晌,我也許會說:“這件事情,上有月下老人的婚姻譜,誰也不能竄改,包括韋固,下有兩個海誓山盟的情人,‘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我憑什麼要逆天拂人,梗在中間?何況終身大事,神秘莫測,事先無法推理,事後不能悔棋,就算交給二十一世紀的電腦,恐怕也算不出什麼或然率(概率的舊稱)來。倒不如故示慷慨,偽作輕鬆,博一個開明父親的美名,到時候帶顆私章,去做主婚人就是了。”

問的人笑了起來,指著我說:“什麼叫作‘偽作輕鬆’?可見你心裏並不輕鬆。”

我當然不很輕鬆,否則就不是她們的父親了。例如人種的問題,就很令人煩惱。萬一女兒發癡,愛上一個聳肩攤手口香糖嚼個不停的小怪人,該怎麼辦呢?在理性上,我願意“有婿無類”,做一個大大方方的世界公民。但是在感情上,還沒有大方到讓一個臂毛如猿的小夥子把我的女兒抱過門檻。現在當然不再是“嚴夷夏之防”的時代,但是一任單純的家庭擴充成一個小型的聯合國,也大可不必。問的人又笑了,問我可曾聽說混血兒的聰明超乎常人。我說:“聽過,但是我不稀罕抱一個天才的‘混血孫’。我不要一個天才兒童叫我Grandpa,我要他叫我外公。”問的人不肯罷休:“那麼省籍呢?”

“省籍無所謂,”我說,“我就是蘇閩聯姻的結果,還不壞吧?當初我母親從福建寫信回武進,說當地有人向她求婚。娘家大驚小怪,說‘那麼遠!怎麼就嫁給南蠻!’後來娘家發現,除了言語不通之外,這位閩南姑爺並無可疑之處。這幾年,廣東男孩鍥而不舍,對我家的壓力很大,有一天閩粵結成了秦晉,我也不會感到意外。如果有個台灣少年特別巴結我,其誌又不在跟我談文論詩,我也不會怎麼為難他的。至於其他各省,從黑龍江直到雲南,口操各種方言的少年,隻要我女兒不嫌他,我自然也歡迎。”

“那麼學識呢?”

“學什麼都可以。也不一定要是學者,學者往往不是好女婿,更不是好丈夫。隻有一點:中文必須精通。中文不通,將禍延吾孫!”

客又笑了。“相貌重不重要?”他再問。

“你真是迂闊之至!”這次輪到我發笑了,“這種事,我女兒自己會注意,怎麼會要我來操心?”

笨客還想問下去,忽然門鈴響起。我起身去開大門,發現長發亂處,又一個假想敵來掠餘宅。

一九八〇年九月於廈門街

記憶像鐵軌一樣長

我的中學時代在四川的鄉下度過。那時正當抗戰,號稱天府之國的四川,一寸鐵軌也沒有。不知道為什麼,年幼的我,在千山萬嶺的重圍之中,總愛對著外國地圖,向往去遠方遊曆,而且覺得最浪漫的旅行方式,便是坐火車。每次見到月曆上有火車在曠野奔馳,曳著長煙,便心隨煙飄,悠然神往,幻想自己正坐在那一排長窗的某一扇窗口,無窮的風景為我展開,目的地呢,則遠在千裏外等我,最好是永不到達,好讓我永不下車。那平行的雙軌一路從天邊疾射而來,像遠方伸來的雙手,要把我接去未知;不可久視,久視便受它催眠。

鄉居的少年那麼神往於火車,大概因為它雄偉而修長,軒昂的車頭一聲高嘯,一節節的車廂鏗鏗跟進,那氣派真是懾人。至於輪軌相激枕木相應的節奏,初則鏗鏘而慷慨,繼則單調而催眠,也另有一番情韻。過橋時俯瞰深穀,真若下臨無地,躡虛而行,一顆心,也忐忐忑忑吊在半空。黑暗迎麵撞來,當頭罩下,一點準備也沒有,那是過山洞。驚魂未定,兩壁的回聲轟動不絕,你已經愈陷愈深,衝進山嶽的盲腸裏去了。光明在山的那一頭迎你,先是一片幽昧的微熹,遲疑不決,驀地天光豁然開朗,黑洞把你吐回給白晝。這一連串的經驗,從驚到喜,中間還帶著不安和神秘,曆時雖短而印象很深。

坐火車最早的記憶是在十歲。正是抗戰第二年,母親帶我從上海乘船到安南,然後乘火車北上昆明。滇越鐵路與富良江平行,依著橫斷山脈蹲踞的餘勢,江水滾滾向南,車輪鏗鏗向北。也不知越過多少橋,穿過多少山洞。我靠在窗口,看了幾百裏的桃花映水,真把人看得眼紅、眼花。

入川之後,剛亢的鐵軌隻能在山外遠遠喊我了。一直要等勝利還都,進了金陵大學,才有京滬路上疾駛的快意。那是大一的暑假,隨母親回她的故鄉武進,鐵軌無盡,伸入江南溫柔的水鄉,柳絲弄晴,輕輕地撫著麥浪。可是半年後再坐京滬路的班車東去,卻不再中途下車,而是直達上海。那是最哀傷的火車之旅了:紅旗渡江的前夕,我們倉皇離京,還是母子同行,幸好兒子已經長大,能夠照顧行李。車廂擠得像滿滿一盒火柴,可是乘客的四肢卻無法像火柴那麼排得平整,而是交肱疊股,摩肩錯臂,互補著虛實。母親還有座位。我呢,整個人隻有一隻腳半踩在茶幾上,另一隻則在半空,不是虛懸在空中,而是斜斜地半架半壓在各色人等的各色肢體之間。這麼維持著“勢力均衡”,換腿當然不能,如廁更是妄想。到了上海,還要奮力奪窗而出,否則就會被新擁上車來的回程旅客夾在中間,挾回南京去了。

來台之後,與火車更有緣分。什麼快車慢車、山線海線,都有緣在雙軌之上領略,隻是從前京滬路上的東西往返,這時變成了縱貫線上的南北來回。滾滾疾轉的風火千輪上,現代哪吒的心情,有時是出發的興奮,有時是回程的慵懶,有時是午晴的遐思,有時是夜雨的落寞。大玻璃窗招來豪闊的山水,遠近的城村;窗外的光景不斷,窗內的思緒不絕,真成了情景交融。尤其是在長途,終站尚遠,兩頭都搭不上現實,這是你一切都被動的過渡時期,可以絕對自由地大想心事,任意識亂流。

餓了,買一盒便當充午餐,雖隻一片排骨,幾塊醬瓜,但在快覽風景的高速動感下,卻顯得特別可口。台中站到了,車頭重重地喘一口氣,頸掛零食拚盤的小販一擁而上,太陽餅、鳳梨酥的誘惑總難以拒絕。照例一盒盒買上車來,也不一定是為了有多美味,而是細嚼之餘有一股甜津津的鄉情,以及那許多年來,唉,從年輕時起,在這條線上進站、出站、過站,初旅、重遊、揮別,重重疊疊的回憶。

最生動的回憶卻不在這條線上,在阿裏山和東海岸。拜阿裏山神是在十二年前。朱紅色的窄軌小火車在洪荒的岑寂裏盤旋而上,忽進忽退,忽蠕蠕於懸崖,忽隱身於山洞,忽又引吭一呼,回聲在峭壁間來回反彈。萬綠叢中牽曳著一線媚紅,連高古的山顏也板不起臉來了。

拜東岸的海神卻近在三年以前,是和我存一同乘電氣化火車從北回線南下。浩浩的太平洋啊,日月之所出,星鬥之所生,畢竟不是海峽所能比,東望,是令人絕望的水藍世界。起伏不休的鹹波,在遠方,搖撼著多少個港口多少隻船,捫不到邊,探不到底,海神的心事就連長錨千丈也難窺。一路上怪壁礙天,奇岩鎮地,被千古的風浪蝕刻成最醜所以也最美的形貌,羅列在岸邊如百裏露天的藝廊,刀痕剛勁,一件件都鑿著時間的簽名,最能滿足狂士的“石癖”。不僅岸邊多石,海中也多島。火車過時,一個個島嶼都不甘寂寞,跟它賽起跑來。畢竟都是海之囚,小的,不過跑三兩分鍾,大的,像龜山島,也隻能追逐十幾分鍾,就認輸放棄了。

薩洛揚的小說裏,有一個寂寞的野孩子,每逢火車越野而過,總是興奮地在後麵追趕。四十年前在四川的山國裏,對著世界地圖悠然出神的,也是那樣寂寞的一個孩子,隻是在他的門前,連火車也不經過。後來遠去外國,越洋過海,坐的卻常是飛機,而非火車。飛機雖可想成莊子的逍遙之遊,列子的禦風之旅,但是出沒雲間,遊行虛碧,變化不多,機窗也太狹小,久之並不耐看。哪像火車的長途,催眠的節奏,多變的風景,從闊窗裏看出去,又像是在人間,又像駛出了世外。所以在國外旅行,凡鏗鏗的雙軌能到之處,我總是站在月台——名副其實的“長亭”——上麵,等那陽剛之美的火車轟轟隆隆其勢不斷地踹進站來,來載我去遠方。

在美國的那幾年,坐過好多次火車。在艾奧瓦城讀書的那一年,常坐火車去芝加哥看劉鎏和孫璐。美國是汽車王國,火車並不考究。去芝加哥的老式火車頗有十九世紀遺風,坐起來實在不大舒服,但沿途的風景卻看之不倦。尤其到了秋天,原野上有一股好聞的淡淡焦味,太陽把一切成熟的東西焙得更成熟,黃透的楓葉雜著赭盡的橡葉,一路豔燒到天邊,誰見過那樣美麗的火災呢?過密西西比河,鐵橋上敲起空曠的鏗鏘,橋影如網,張著抽象美的線條,倏忽已踹過好一片壯闊的煙波。等到暮色在窗,芝城的燈火迎麵漸密,那黑人老車掌就喉音重濁地喊出站名:Tanglewood!

有一次,從芝城坐火車回艾奧瓦城。正是聖誕假後,滿車都是回校的學生,大半還背著、拎著行囊,更顯擁擠。我和好幾個美國學生擠在兩節車廂之間,等於站在老火車軋軋交掙的關節之上,又凍又渴。飲水的紙杯在眾人手上,從廁所一路傳到我們跟前。更嚴重的問題是不能去廁所,因為連那裏麵也站滿了人。火車原已誤點,我們在嗬氣翳窗的芝城總站上早已困立了三四個小時,偏偏隆冬的膀胱最容易注滿。終於“滿載而歸”,一直熬到艾大的宿舍。一瀉之餘,頓覺身輕若仙,重心全失。

美國火車經常誤點,真是惡名昭彰。我在美國下決心學開汽車,完全是給老爺火車激出來的。火車誤點,或是半途停下來等到地老天荒,甚至為了說不清楚的深奧原因向後倒開,都是最不浪漫的事。幾次耽誤,我一怒之下,決定把方向盤握在自己手裏,不問山長水遠,都可即時命駕。執照一到手,便與火車分道揚鑣,從此我騁我的高速路,它敲它的雙鐵軌。不過在高速路旁,偶見迤迤的列車同一方向疾行,那修長而魁偉的體魄,那穩重而剽悍的氣派,尤其是在天高雲遠的西部,仍令我怦然心動。總忍不住要加速去追趕,興奮得像西部片裏馬背上的大盜,直到把它追進了山洞。

一九七六年去英國,周榆瑞帶我和彭歌去劍橋一遊。我們在維多利亞車站的月台上候車,匆匆來往的人群,使人想起那許多著名小說裏的角色,在這“生之旋渦”裏卷進又卷出的神色與心情。火車出城了,一路開得不快,看不盡人家後院曬著的衣裳,和紅磚翠籬之間明豔而動人的園藝。那年西歐大旱,耐幹的玫瑰卻恣肆著嬌紅。不過是八月底,英國給我的感覺卻是過了成熟焦點的晚秋,盡管是遲暮了,仍不失為美人。到劍橋飄起霏霏的細雨,更為那一幢幢嚴整雅潔的中世紀學院平添了一分迷蒙的柔美。經過人文傳統日琢月磨的景物,畢竟多一種沉潛的秀逸氣韻,不是鋁光閃閃的新廈可比。在空幻的雨氣裏,我們撐著黑傘,踱過劍河上的石洞拱橋,心底回旋的是彌爾頓牧歌中的抑揚名句,不是硤石才子的江南鄉音。紅磚與翠藤可以為證,半部英國文學史不過是這河水的回聲。雨氣終於濃成暮色,我們才揮別了燈暖如橘的劍橋小站。往往,大旅途裏最具風味的,是這種一日來回的“便遊”(side trip)。

兩年後我去瑞典開會,回程順便一遊丹麥與西德,特意把斯德哥爾摩到哥本哈根的機票,換成黃底綠字的美麗火車票。這一程如果在雲上直飛,一小時便到了,但是在鐵軌上輪轉,從上午八點半到下午四點半,卻足足走了八個小時。雲上之旅海天一色,美得未免抽象。風火輪上八小時的滾滾滑行,卻帶我深入瑞典南部的四省,越過青青的麥田和黃豔豔的芥菜花田,攀過銀樺蔽天杉柏密矗的山地,渡過北歐之喉的峨瑞升德海峽,在香熟的夕照裏駛入丹麥。瑞典是森林王國,火車上凡是門窗幾椅之類都用木製,給人的感覺溫厚而可親。車上供應的午餐是烘麵包夾鮮蝦仁,灌以甘冽的嘉士伯啤酒,最合我的胃口。瑞典南端和丹麥北部這一帶,陸上多湖,海中多島,我在詩裏曾說這地區是“屠龍英雄的澤國,佯狂王子的故鄉”,想象中不知有多陰鬱,多神秘。其實那時候正是春夏之交,緯度高遠的北歐日長夜短,柔藍的海峽上,遲暮的天色久久不肯落幕。我在延長的黃昏裏獨遊哥本哈根的夜市,向人魚之港的燈影花香裏,尋找疑真疑幻的傳說。

西德之旅,從杜塞爾多夫到科隆的一程,我也改乘火車。德國的車廂跟瑞典的相似,也是一邊是狹長的過道,另一邊是方形的隔間,裝飾古拙而親切,令人想起舊世界的電影。乘客稀少,由我獨占一間,皮箱和提袋任意堆在長椅上。銀灰與橘紅相映的火車沿萊茵河南下,正自縱覽河景,查票員說科隆到了。剛要把行李提上走廊,猛一轉身,忽然瞥見蜂房蟻穴的街屋之上峻然拔起兩座黑黝黝的尖峰,瞬間的感覺,極其突兀而可驚。定下神來,火車已經駛近那一雙怪物,峭險的尖塔下原來還整齊地繞著許多小塔,鋒芒逼人,拱衛成一派森嚴的氣象,那麼崇高而神秘,中世紀哥特式的肅然神貌聳在半空,無聞於下界瑣細的市聲。原來是科隆的大教堂,在萊茵河畔頂天立地已七百多歲。火車在轉彎。不知道是否因為車身微側,竟感覺那一對巨塔也峨然傾斜,令人吃驚。不知飛機回降時成何景象,至少火車進城的這一幕十分壯觀。

三年前去裏昂參加國際筆會的年會,從巴黎到裏昂,當然是乘火車,為了深入法國東部的田園詩裏,看各色的牛群,或黃或黑,或白底而花斑,嚼不盡草原上緩坡上遠連天涯的芳草萋萋。陌生的城鎮,點名一般地換著站牌。小村更一現即逝,總有白楊或青楓排列於鄉道,掩映著粉牆紅頂的村舍,襯以教堂的細瘦尖塔,那麼秀氣地針著遠天。西斯萊、畢沙羅,在初秋的風裏吹弄著牧笛嗎?那年法國剛通了東南線的電氣快車,叫作Le TGV(Train à Grande Vitesse),時速三百八十公裏,在報上大事宣揚。回程時,法國筆會招待我們坐上這驕紅的電鰻;由於座位是前後相對,我一路竟倒騎著長鰻進入巴黎。在車上也不覺得怎麼“風馳電掣”,頗感不過如此。今年初夏和紀剛、王藍、健昭、楊牧一行,從東京坐子彈車射去京都,也隻覺其“穩健”而已。車到半途,天色漸昧,正吃著鰻魚佐飯的日本便當,吞著苦澀的劄幌啤酒,車廂裏忽然起了騷動,驚歎不絕。在鄰客的探首指點之下,訝見富士山的雪頂白矗晚空,明知其為真實,卻影影綽綽,像一片可怪的幻象。車行極快,不到三五分鍾,那一影淡白早已被近丘所遮。那樣快的變動,敢說浮世繪的畫師,戴笠挎劍的武士,都不曾見過。

台灣中南部的大學常請台北的教授前往兼課,許多朋友不免每星期南下台中、台南或高雄。從前龔定盦奔波於北京與杭州之間,柳亞子說他“北駕南艤到白頭”。這些朋友在島上南北奔波,看樣子也會奔到白頭,不過如今是在雙軌之上,不是駕馬艤舟。我常笑他們是演《雙城記》,其實近十年來,自己在台北與香港之間,何嚐不是如此?在台北,三十年來我一直以廈門街為家。現在的汀州路二十年前是一條窄軌鐵路,小火車可通新店。當時年少,我曾在夜裏踏著軌旁的碎石,鞋聲軋軋地走回家去,有時索性走在軌道上,把枕木踩成一把平放的長梯。時常在冬日的深宵,詩寫到一半,正獨對天地之悠悠,寒戰的汽笛聲會一路沿著小巷嗚嗚傳來,淒清之中有其溫婉,好像在說:全台北都睡了,我也要回站去了,你,還要獨撐這傾斜的世界嗎?夜半鍾聲到客船,那是張繼。而我,總還有一聲汽笛。

在香港,我的樓下是山,山下正是九廣鐵路的中途。從黎明到深夜,在陽台下滾滾碾過的客車、貨車,至少有一百班。初來的時候,幾乎每次聽見車過,都不禁要想起鐵軌另一頭的那一片土地,簡直像十指連心。十年下來,那樣的節拍也已聽慣,早成大寂靜裏的背景音樂,與山風海潮合成渾然一片的天籟了。那輪軌交磨的聲音,遠時哀沉,近時壯烈,清晨將我喚醒,深宵把我搖睡,已經潛入了我的脈搏,與我的呼吸相通。將來我回去台灣,最不慣的恐怕就是少了這金屬的節奏,那就是真正的寂寞了。也許應該把它錄下音來,用最敏感的機器,以備他日懷舊之需。附近有一條鐵路,就似乎把住了人間的動脈,總是有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