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鄧小平提出“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要“尊重知識”，“尊重人才”。於是，像胡曉凡這樣“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①，就從“冷宮”裏走了出來，並得到了重用。相比之下，曾鵬輩就大受冷落了，他一麵咒罵這種變革是“在開曆史的倒車”，一麵又不得不去適應這種變革的潮流，好在經曆了文化大革命的戰鬥洗禮，應變能力強，善於投機取巧，總算是跟上趟了。
曾鵬在一中任教已有20多年，一直是教高三文科班，並擔任文科班的班主任，算得上是老資格了，他曾自豪的說，“是高中生教高中生”，以顯示他聰慧過人，是“自學成才”。像他這樣的資曆，早該評上高級職稱了，但他仍然是中級職稱。其原因就是文憑不夠過硬，是文革時期的高中生，在高學曆眾多的一中，實在沒有優勢，連杠都進不了。對此，他憤憤不平，多次跑到職改辦提意見，說“評職稱隻看文憑不看能力是不對的，我年年教高三，比他們高級教師一點也不差，為什麼我就不能評高級！”
職改辦主任煩了，懶得解釋，說：“你也去弄一個文憑不就行了。”
恰好當年師大政治係在南平市招收本科函授生，曾鵬報了名，也交了報考費，可臨到考試了，他卻沒參加，一科也沒考，花了錢不說，白白的放棄了一次本科進修的機會。他的解釋是：“考試要兩天，連去連回起碼要三天，把學生給耽誤了。”表明他是一位把學生利益放在個人利益之上的好老師。
政史教研組長彭華卻說：“他是怕考得不好，分數太低，錄不上丟了麵子。”
曾鵬年年教高三是事實，在一中工作久的老師都知道，曾鵬是絕對不教高一和高二的，隻教高三。因為政治這門學科在高一高二被稱之為“副科”，學生們一般都不待見，加上他的講課又缺乏吸引力，故教學效果很不理想。高三就不同了，文理分科，對於文科班的學生來說，政治也成了主科，在高考中擺到了與語文數學英語同等的位置，學生們自然不敢掉以輕心，不管老師怎麼教，學生們都能認真學習。他不但要教高三文科班，而且一定要當班主任，因為學生對班主任有一定的畏懼感，就是有意見也不敢提。他的教學質量確實也不比高級教師差多少，其秘訣就是在文理分班時，他不知用了什麼手段，神不知鬼不覺的把別的文科班的優等生，“挖”到自己班來了，優等生多了，學生的考試成績當然就好，直接反映了教師的教學效果好，教師獲獎也多。學校與學校之間爭奪生源，學校內部班級與班級之間爭奪優等生，曾鵬絕對是爭奪的高手。
曾鵬的最大特點是能說會道，見菩薩打卦，見人說話，對權勢者極盡阿諛奉承之能事，對弱勢者千方是計的諷刺貶低，對社會上他認為不合理不公平的現象，敢於不指名道姓的的批評。批評別人無非是標榜自己，彭華就送給他一個外號，“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他本來也是有著十多年黨齡的老黨員。
沈士亮對曾鵬的話很反感，因為他的文憑和論文也是假的，但又覺得曾鵬說的也不無道理，也就不計較了，問遊先初：“他為什麼非常讚同？”
遊先初說：“他就是伍朝輝的班主任，誰不想自己的班多考一個學生，這也是班主任和老師的功勞。”
沈士亮一聽放心了，說：“找個機會我們一起商量一下。”
“槍手”的事也搞定了，眼看高考臨近，沈士亮對康清華打了個電話，說我這邊已經計劃周密了，要跟你談談具體操作，問電話裏談方便嗎？ 康清華說，沒事，你說吧。
沈士亮把使用助考器作弊的方法，告訴了康清華。大意是考生攜帶這種助考器進入考室，試卷一發下來，助考器就能把試題的影像發射到考場外的視屏上，然後由“槍手”把試題做出來，再把答案發回到考室內考生的接收器上，大功就告成了。
康清華說：“會不會查出來？”
沈士亮說：“絕對不會，這套助考器都是微型的，偽裝得很好，暗藏在身上，用肉眼是看不出來的，除非采用高科技手段，但我們這裏還沒有采用高科技的監考手段，根本查不出來。這不是打小抄遞紙條，是無線電傳遞信號，你看不見抓不著，監考老師也根本發現不了，保證萬無一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