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沒讀過。但我能讀《三國演義》和《水滸傳》。我還讀了《盛世危言》，所以我有了繼續上學的要求。”（權延赤：《衛士長談毛澤東》，北京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225—226頁）
毛澤東在東山高等小學拚命用功學習。5個月後，已經突飛猛進。毛澤東驚喜地發現自己現在看《三國演義》和《水滸傳》比以往容易多了。很快地，他的夥伴們公認他為有關三國曆史和一百零八將的故事大王。他常常給他們講述書中的故事，他們聚精會神聽得津津有味。
“一百零八將的故事大王”，說明東山高等小學時期的毛澤東對水滸故事不隻是讀，而且能講，能夠與同學們互相講述，互相交流，這當然有助於增強記憶，有助於消化理解。在講解的過程中，也會逐漸形成自己的見解和觀點。
喜歡向身邊的人們講述《水滸傳》故事，這個讀書習慣毛澤東保持了一生。他在不知不覺中已在傳播《水滸傳》了。
銷售《新標點水滸》
毛澤東還曾經銷售過《水滸傳》。那是1920年他在湖南長沙創辦文化書社時候發生的事情。
1919年，毛澤東第二次到北京的時候，“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流已由“五四”前的宣傳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轉到宣傳馬克思主義了。在北京，他深受宣傳介紹馬克思主義和俄國十月革命熱潮的影響，迅速地朝著馬克思主義方向發展，由激進民主主義者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
1920年7月初，毛澤東從當時同北京一樣是宣傳馬克思主義主要陣地的上海，回到了長沙。這時的湖南，還沒有受到係統的新文化熏陶，封建思想仍然根深蒂固。麵對這種現實，毛澤東把傳播新思想、新文化，宣傳馬克思主義，看作是當務之急。還在北京時，他就思考著如何在湖南掀起一個新文化運動的高潮問題。回到湖南後，毛澤東根據湖南文化界的現狀，決定創辦一個以推銷新書報、介紹新思想為主要任務的新式書社。
7月31日，毛澤東在湖南《大公報》發表了他撰寫的《發起文化書社》一文。報紙在這篇文章前麵加了以下按語：“省城教育界新聞界同誌，近日發起文化書社，為傳播新出版物之總機關，實為現在新文化運動中不可省之一事。”文章還說：“我們認定，沒有新文化由於沒有新思想，沒有新思想由於沒有新研究，沒有新研究由於沒有新材料。湖南人現在腦子饑荒實在過於肚子饑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書社願以最迅速、最簡便的方法，介紹中外各種最新書報雜誌，以充青年及全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也許因此而有新思想、新文化的產生，那真是我們馨香禱祝、希望不盡的！”
毛澤東擔任書社“特別交涉員”。9月9日，文化書社正式營業。10月22日，召開第一次議事會，投資人都被邀請參加。
開業以後，毛澤東幾次就文化書社的經營情況，向出錢的股東和書社工作人員彙報。
從他曆次的介紹來看，書社經營的暢銷之作，除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刊物《新青年》、《新潮》以外，就是關於蘇俄和馬克思主義的書籍。在文學方麵，他特意推薦了《新標點水滸》、《嚐試集》（胡適）、《胡適短篇小說》、《托爾斯泰傳》、《歐洲文學史》、《三葉集》（郭沫若、田漢、宗白華）、《俄羅斯名家小說》、《周作人翻譯點滴》等。其中，《新標點水滸》賣了一百部。（資料來源據《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7月第1版，第537、542頁）
《新標點水滸》，由上海亞東圖書館1920年8月出版，由汪原放主持組織人員，采標點符號分段的出版物。該書係七十回本。
毛澤東把《新標點水滸》這樣的傳統小說，作為孕育新思想、新文化的“新材料”，作為“書之重要者”推薦給讀者。在《新標點水滸》誕生的後麵，確實存在新文化運動的背景。給《水滸傳》以新標點的汪原放，後來在大革命時期曾一度任中共中央出版局局長。他是上海亞東書局的老板汪孟鄒的侄兒。汪孟鄒是陳獨秀的同鄉知己，他的亞東書局就是在陳獨秀的幫助下搞起來的。“五四”時期，亞東書局為經銷和出版《新青年》、《每周評論》、《新潮》等雜誌，做了大量工作。建黨後，陳獨秀又把中共中央機關報《向導》交給亞東書局印刷發行。當時，汪原放在叔叔的書局裏幫忙，他覺得中國的古典小說沒有標點，有的甚至不分段落，讀者看時十分吃力，便開始做分段標點的工作。這個做法深得陳獨秀讚許，由他出麵請胡適作序。1920年8月，就在毛澤東籌備文化書社的時候，由陳獨秀作《水滸新敘》，胡適作《水滸傳考證》，汪原放分段標點的《水滸傳》在亞東正式發行了。
陳獨秀在《水滸新敘》中說：“‘赤日炎炎似火燒，田中禾黍半枯焦。農夫心內如湯煮，公子王孫把扇搖。’這四句詩就是施耐庵做《水滸傳》的本旨。《水滸傳》的理想不過爾爾……文學家的使命，並不是創造理想；是用妙美的文學技術，描寫時代的理想，供給人類高等的享樂。在這一點看起來，我們就可以明白許多人愛讀《水滸傳》的緣故了。在文學的技術上論起來，《水滸傳》的長處，乃是描寫個性十分深刻，這正是文學上重要的。……亞東圖書館將新式標點加在《水滸傳》上翻印出來，我以為這種辦法很好，愛讀《水滸傳》的人必因此而加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