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時陳獨秀已是馬克思主義者，正在孕育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他評論《水滸傳》，單單點出體現階級對立的“四句詩”來概括小說本旨和理想，開用階級鬥爭學說評論《水滸傳》的先河，耐人尋味。
胡適在《水滸傳考證》開篇就說：“我的朋友汪原放用新式標點符號把《水滸傳》重新點讀一遍，由上海亞東圖書館排印出版。這是用新標點來翻印舊書的第一次。我可預料汪君這部書將來一定要成為新式標點符號的實用教本，他在教育上的效能一定比教育部頒行的新式標點符號原案要大得多。”胡適作為新文化運動的主將之一，倡導白話文，斷定新式標點《水滸傳》的教育作用，其推動新文化運動的功利性動機溢於言表。
新標點《水滸傳》發行情況極好，接著汪原放又標點出版了《儒林外史》、《紅樓夢》、《西遊記》等十多部小說。魯迅曾稱道說：汪原放的“標點和校正小說，雖然不免小謬誤，但大體是有功於作者和讀者的”。
汪原放在陳獨秀和胡適支持下出版《新標點水滸》，青年毛澤東是投讚成票的。分段標點，用新的形式出版古典小說，在毛澤東看來也不失為讓“舊文學”走向平民的一個途徑，從而成為“五四”新文學的一個組成部分。這大概正是他熱情推薦、積極銷售《新標點水滸》的緣故吧！
《水滸》與水壺
毛澤東對學習總是抓得很緊。1934年底，他在長征途中，一次部隊打下了一座縣城，毛澤東急於要找《水滸》一讀。對此，當時任毛澤東機要秘書的黃友鳳後來有過這樣的一段回憶：
毛主席喜好讀書是眾所周知的。即使是在日行百裏、饑困勞苦、戰事頻繁的長征途中也不例外。
一次，部隊打下了一座縣城。我們住進了一個地主的莊院。戰士們高興地聚在一起用歌聲驅散著整日行軍的疲勞。這時，主席走了過來，隻見他環顧一下院子四周，把警衛員叫到跟前說：“小鬼，這家人看來蠻富有，你四處走走，看能不能找本《水滸》來，我想用用。”小戰士高興地接受了任務，四處尋找起來……
我們仍在院子裏唱歌。突然，從主席房間裏傳出一陣爽朗的笑聲，大家驚詫地循聲望去，隻見那位找《水滸》的小戰士提著個大水壺窘迫地站在主席麵前，抓耳撓腮，主席單手叉腰，用愛撫的目光望著他，“我讓你找本《水滸》，你給我找了把水壺，這不是牛頭不對馬尾嘛！”說完，主席自己又笑了……
事後，主席專門把我們全體工作人員叫在一起，就錯把水壺當《水滸》這件事讓大家展開討論，認識讀書學習的重
要性。（《毛澤東機要秘書的回憶》，《黨史文彙》1986年第3期）
由於毛澤東的諄諄教導，這些土生土長沒有多少文化的年輕人，很快成長為堅強的紅軍戰士、黨的忠實幹部。
盡管在長征路上，天上有敵機掃射轟炸，地下有敵人圍追堵截，毛澤東照樣興致勃勃地找他喜歡的《水滸》和《三國》來閱讀。一不留神，與警衛員合演了一出“水壺與《水滸》”的“小品”，使充滿艱辛苦澀滋味的長征路途抹上一筆歡樂色彩，並以此為契機，對警衛員進行了讀書重要性教育，這何嚐不是他自己發憤讀書精神的折射呢！
引述《水滸傳》典故
長征勝利後，毛澤東經陝北保安，移住延安。這時，毛澤東開始有了外事活動。毛澤東在延安接待的第一位外國朋友是美國記者艾格尼斯·史沫特萊。
史沫特萊是一位不平凡的女性。她在幼年時代對貧困生活有深刻的體驗。她寫的自傳體小說《大地的女兒》，感動了大批的讀者。幼年時的冷酷生活使她形成了一種強烈的反抗精神。她反對資本主義製度，反對妨礙她自由發展的一切，不能容忍壓製，憎惡虛偽和不純。1928年，她作為《法蘭克福日報》的記者被派到中國。很快，她便被中國人民的解放鬥爭事業所吸引，義無反顧地投身其中，全力支持中國的革命鬥爭。1936年12月“西安事變”時，史沫特萊是在西安惟一的美國記者，目睹了事變的全過程。
1937年1月12日，史沫特萊搭乘一輛開往延安的軍用車輛到達延安。當天晚上，毛澤東便在他的窯洞裏會見了她。從那時候起到9月份她離開延安，毛澤東多次與史沫特萊在各種場合會晤。在史沫特萊眼裏，毛澤東穿一件帶補丁的大衣，個子瘦高，前額寬闊而突出，具有風流倜儻的氣質，總是流露出個性剛強、睥睨一切、當機立斷的性格。她這樣評論毛澤東：
“每一個其他的共產黨領袖都可以和另一個民族，或另一個時代的某一個人相比，但是毛澤東無與倫比。有人說，這因為他是個純粹的中國人，從未出國遊曆留學。無論是彭德懷、賀龍、林彪，或是其他紅軍將領，也都不曾出國，然而他們都可以在別的國家找到他們的對應人物。毛澤東以理論家聞名。但是他的理論植根於中國的曆史和戰場經驗。大多數中國共產黨人都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的語言思考問題，有些人以能夠引述他們著作中的章句，或是就這些章句發表三四個小時的長篇大論而自豪。毛澤東也能，但他難得有這樣的打算。他在抗大講課，或是在群眾大會上演說，像他的談話一樣，都以中國的現實生活和以往曆史為根據。千百名湧入延安的學生，已經習慣於僅僅從蘇聯或是德國以及其他國家少數作家的著作中汲取精神營養。然而毛澤東對他們談論他們自己的國家和人民，他們本國的曆史和文學。他引述《紅樓夢》和《水滸》這一類的小說典故。他熟悉古代詩人，而且他本人就是一個合格的詩人。他的詩有古代大師作品的質量，但是流注其中的是清晰可辨的對於社會禍福和個人悲歡的深思”。“他的幽默因含有譏誚而顯得冷峻，仿佛來源於精神孤高而深邃的洞穴。我的印象是，他的靈魂裏有一扇從不向任何人敞開的門。”（史沫特萊：《中國戰歌》，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第179—180頁）史沫特萊用她那作家的筆觸，描繪和記錄的是毛澤東的性格和精神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