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民貴君輕”（《孟子·盡心下》）思想，可說是封建地主階級的民主傳統。孟子是民本思想的積極鼓吹者，他說：“得天下有道，得其民，則得天下。”（《孟子·離婁上》）又說：“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孟子·盡心下》）也就是說，不得民，則不得天下，不為天子。相反，他對君說的話，很不客氣，如說：“君有大過則諫，反複之而不聽，則易位。”（《孟子·萬章下》）又說：“諸侯危社稷，則變置。”（《孟子·盡心下》）君有危及江山社稷、國家政權的“大過”，反複勸諫又不改，那麼就易位變置，讓其下台靠邊站。總之，孟子認為國民最重要，國民為國家之本，隻能得到，不可失去；與民相比，國君處於從屬和次要地位。“民貴君輕”是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的集中概括，是對封建專製集權思想的一種反叛，反映了上升時期地主階級的社會進步思想，對後世民主思想的發展產生了重大積極的影響。
毛澤東講到中國曆史上農民階級的民主傳統，這種民主傳統雖然仍然屬於封建社會的民主，但顯然有別於地主階級在政治上的民主主張，它主要指封建社會裏千百次農民起義與農民戰爭。這種農民的民主傳統，在古典小說《水滸傳》中有所反映，有所描繪，當然是正麵歌頌，也就是說《水滸傳》所描繪的宋江領導的農民起義具有民主的含義，它是曆史上千百次農民戰爭的一個顯著的例子。從中我們可以看出，毛澤東認為《水滸傳》是展示中國農民階級民主思想的一部偉大著作。確實，《水滸傳》描繪了北宋末年封建統治極端黑暗，揭示了“亂自上作”、“官逼民反”的客觀現實，筆端帶著感情地謳歌了大批敢於反抗敢於造反的義軍英雄好漢，描繪了農民和其他社會下層民眾的帶有濃厚平均主義色彩的社會理想。這些顯然是專製政治的對立麵。
如果說周朝的“共和”行政是政治體製層麵上的民主傳統，孟子的“民貴君輕”則是思想理論層麵上的民主傳統，那麼，梁山事業則是文學藝術層麵所描繪的農民的民主傳統。它們都是中國曆史上民主傳統的不同側麵。抗日戰爭時期，共產黨所領導的各個根據地所實行的“三三製”（即在抗日民主政權人員構成中，中共黨員、非黨左派進步分子和中間派人士各占三分之一）政府代表製，則是適合抗日救國“實際條件”的政治民主製度，它是中國曆史上民主傳統合乎邏輯發展延伸的產物。
所以，民主政治不隻是外來品，在中國曆史上，尤其在農民革命鬥爭史上，是可以找到它的曆史淵源的。毛澤東講這番話，是為了充分說明民主政治實行的曆史必然性和現實必要性，借以批評國民黨蔣介石的獨裁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