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對毛澤東，從少年時起最重要的影響，主要還是在思想方麵。書中“替天行道、劫富濟貧”的思想，激起了他反抗現存秩序的精神。這是毛一生的思想中，從中國舊文化（區別於官修典籍的民間傳統文化）繼承來的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李銳：《毛澤東早年讀書生活》，遼寧人民出版社1992年4月版，第19頁。
抗日戰爭中的1944年2月，國民黨政府發言人在每周新聞例會中回答一個問題時，正式否認對共產黨區域的封鎖存在。外國記者立即抓住這個機會，於2月16日直接公開向蔣介石提出聯合申請書，在上麵簽名的是在重慶的各國記者。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批準了這個申請。蔣介石為了應付國際輿論，裝潢民主門麵，又指派中央社和官方報紙記者參加，也允許個別民間報紙記者報名參加。結果，重慶組成了共計21人的“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其中外國記者6人，中國記者9人，國民黨宣傳部4人，加上兩名官方領隊。
6名外國記者包括路透社、多蘭多《明星》周刊、巴爾的摩《太陽報》記者武道。武道與國民黨有密切的聯係。
毛澤東對中外記者團的來訪，甚表歡迎。6月9日中午12時，中外記者團抵達延安，受到熱烈歡迎。當晚舉行晚會，為記者洗塵。
中外記者參觀團在延安期間，毛澤東分別接見他們並談了話。
1944年7月18日，毛澤東在他的窯洞裏接受了武道的采訪。他向武道談了文化繼承問題，民主政治問題，還對國民黨的政策進行了尖銳的批評。
他說：“我們批判的接受了中國長期的傳統，繼承那些好的傳統，而揚棄那些壞的傳統。我們以同樣的態度對待來自國外的事物。我們曾經接受了諸如達爾文主義，以華盛頓和林肯樹立的民主政治，18世紀法蘭西哲學，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來自德國的馬克思主義，來自俄國的列寧主義。我們接受一切來自國外的，對中國有益和有用的東西。我們揚棄壞的東西，例如法西斯主義。諸如在俄國的那種類型的共產主義並不適用於中國，因為中國的條件還不成熟。現在還不存在推行共產主義的條件。但是，如果某些東西有用，我們不會因為害怕批評就拒絕接受它，科學無國界。”
關於民主政治問題，毛澤東向武道說：
“在政治科學方麵，我們從國外學到民主政治。但是，中國曆史上也有它自己的民主傳統。共和一詞，就來源於三千年前的周朝。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中國農民富有民主傳統。千百次大大小小的農民戰爭有著民主的含義，曆史上的一個例子，在著名的小說《水滸傳》中就有所描繪。在接受和評價中國曆史和外國條件時，采用適當形式極為重要。不可盲從。政府代表製的三三製適合中國目前的實際條件。”（［美］約瑟夫·W.埃謝裏克：《在中國失掉的機會———美國前駐華外交官約翰·S.謝偉思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報告》，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09頁）
毛澤東在講到抗戰時期的民主政治時，聯係到中國曆史上的民主傳統。
毛澤東首先講了三千年前奴隸製時代的民主傳統。“共和一詞，就來源於三千年前的周朝”。關於“共和”行政，有兩種說法：一種說公元前841年，西周的“國人”起義謀反，昏庸殘暴的周厲王被驅逐，逃奔到彘（今山西霍州），共國的國君共伯和，受到諸侯的擁戴，攝行王事，代行國政，號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另一種說法是周厲王被逐後，由召公、周公共同行政，號為“共和”行政。共和行政凡十四年，逃亡在外的周厲王死掉了，始歸政於周宣王。受諸侯擁戴的共伯和代行國政也罷，召公、周公“共和”行政也罷，後來的共和政體即共和製（采取這種製度的國家稱為共和國），其“共和”二字，即源於周朝的共和行政。共和政體泛指國家代表機關和國家元首由選舉產生的一種政治製度，它隻是一種國家形式。在不同階級專政的國家有不同的性質。公元前841年周朝的“共和行政”，一般說來是奴隸主階級專政的國家，在政治生活的運作上，已產生了初級的原始的奴隸主階級的民主內容。周秦以降的“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尚書·夏書·五子之歌》）、“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尚書·泰誓》）的民本思想即由此濫觴。這可以說是奴隸主階級的民主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