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被他們逼上梁山的
毛澤東晚年錯誤地發動了“文化大革命”這場“內亂”。在內亂期間，許多事情與黨的傳統作風格格不入。比如1966年上半年，正是“文革”大規模動亂興起的前夜。5月18日，林彪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有個長篇講話，專講政變問題。從古到今，從中到外，似乎無處不在“政變”。到處是陰謀詭計，到處是刀光劍影，到處是陰謀家野心家在蠢蠢欲動。另一方麵，林彪又大肆鼓吹個人崇拜，說毛澤東是“全中國幾千年，全世界幾百年”才出現的“天才”，毛澤東的話“一句頂一萬句”，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的“頂峰”，等等。毛澤東對林彪的“5·18”講話有看法，有保留，他在7月8日寫給江青的信中說：
“我的朋友的講話，中央催著要發，我準備同意發下去，他是專講政變問題的。這個問題，像他這樣講法過去還沒有過。他的一些提法，我總感覺不安。我曆來不相信，我那幾本小書，有那樣大的神通。現在經他一吹，全黨全國都吹起來了，真是王婆賣瓜，自賣自誇。我是被他們迫上梁山的，看來不同意他們不行了。在重大問題上，違心地同意別人，在我一生還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吧……人貴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會議，我表示了對朋友們那樣提法的不同意見。可是有什麼用呢？他到北京五月會議上還是那樣講，報刊上更加講得很凶，簡直吹得神乎其神。這樣，我就隻好上梁山了。我猜他們的本意，為了打鬼，借助鍾馗。我就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當了共產黨的鍾馗了。事物總是走向反麵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準備跌得粉碎的。那也沒有什麼要緊，物質不變，不過粉碎罷了。”（《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第71—72頁）
善於窺測政治方向，善於揣摸毛澤東心態的林彪，把自己裝扮成“緊跟”領袖、“高舉”紅旗的樣子。但是，毛澤東雖然一方麵倚重他，另一方麵對他也很警覺。毛澤東當時雖然在對中國社會狀況和政治形勢的分析上陷入了主觀，背離了馬克思主義，但他畢竟還是一位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他認為，林彪的“天才”、“頂峰”、“一句頂一萬句”之類的話是不妥的，是不科學的，不符合曆史唯物論。為此，他在4月的杭州會議上向林彪提出了不同意見。“可是有什麼用呢？他到北京五月會議上還是那樣講，報刊上更加講得很凶，簡直吹得神乎其神。這樣，我就隻好上梁山了。”林彪為什麼要這樣做，“我猜他們的本意，為了打鬼，借助鍾馗，我就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當了共產黨的鍾馗了。”毛澤東的這幾句話點得很透。它流露出毛澤東被逼上山充當“鍾馗”的難以言狀的複雜心理：為了打鬼，他甘當鍾馗，而一旦鬼被打倒，林彪又會怎樣對他呢？毛澤東認為，他在林彪眼裏不過是個打鬼的工具。毛澤東的這一認識反映了他對林彪唱讚美之詞的動機有看法。頌揚過分就成了阿諛。像毛澤東這樣熟諳中國曆史、富有政治鬥爭經驗的政治家能不從林彪過分的頌揚中感覺到某些異樣的東西嗎？能不對林彪把他當工具而有所警惕嗎？毛澤東還清醒地意識到：吹得越高，跌得越重。在“吹得神乎其神”的情況下，他自己有了被“跌得粉碎”的精神準備。
應該說毛澤東在這個問題上是清醒的。他多次下指示，寫批示不讓用“最高指示”、“萬壽無疆”等詞句和提法，他不相信他的那幾本書（指《毛澤東選集》）有那樣大的神通，他不願當“賣瓜”的王婆。應該說，他的自嘲，他的自我解剖，他對自己著作和思想作用的清醒認識，應該使個人崇拜主義者汗顏。可惜，他的這些金玉之言，由於種種原因，並沒有起到令吹捧者清醒的作用。隻是到了吹捧者自己倉皇出逃“跌得粉碎”時，這種吹，這種逼，才算終結。
毛澤東意識到這次被逼上梁山，是在重大政治問題上“違心地同意別人”，這終於不可扼止地釀成了十年內亂的大錯，為他一生的輝煌事業蒙上了陰影。倘若他在覺察到“被逼時”，不這樣做呢？也許……遺憾的是曆史的發展是不能用“假如”來設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