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遊擊戰，打以前，我們就連想也沒有想過，後來逼上梁山，非打不可，隻好硬著頭皮打下去。
《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新華出版社1983年12月第1版，第186頁。
“逼上梁山”作為文學典故，既有本義，又有引申義。它本義指《水滸傳》故事裏的綠林好漢因受統治者的迫害，不得不上梁山泊造反。引申義則是，在壓力下不得不做大勢所趨的事情，或在壓力下不得不做不情願的事情。
毛澤東在講話行文中引用“逼上梁山”這個文學典故，也常取它的引申義，以增強表達的生動性和感染力。
逼上梁山 非打不可
1957年3月，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毛澤東召集新聞出版界部分代表開了一次座談會，在會上談了新聞工作中的若幹重要問題。當時，有些新聞出版界的人認為自己馬列水平低，辦報心中沒數，也就是心中沒有把握。
毛澤東針對這種情況說：
“你們說自己的馬克思主義水平低，在社會主義社會辦報心中沒數。現在心中無數，慢慢就會有數。一切事情開頭的時候總是心中無數的。打遊擊戰，打以前，我們就連想也沒有想過，後來逼上梁山，非打不可，隻好硬著頭皮打下去。當然，打仗這件事情不是好玩的，但是打下去慢慢就熟悉了。對於新出現的問題，誰人心中有數呢？我也心中無數。就拿朝鮮戰爭來說吧，打美帝國主義就和打日本帝國主義不相同，最初也是心中無數的，打了一兩仗，心中有數了。現在我們要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不像過去搞階級鬥爭（當然也夾雜一些階級鬥爭），心中無數是很自然的。無數並不要緊，我們可以把問題好好研究一下……。說到馬克思主義修養不足，這是普遍的問題，解決這個問題，隻有好好地學。”（《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新華出版社1983年12月第1版，第186—187頁）
毛澤東講了“心中無數”怎樣轉化為“心中有數”的問題，他一連舉了三個例子：上山打遊擊、朝鮮戰爭和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這三件事，開始都心中無數，但經過實踐摸索，就做到心中有數了。這等於說，“辦報心中無數”的問題，通過加強馬克思主義修養，也可以解決。
舉第一個例子，毛澤東說以前對遊擊戰“根本就沒想打”；後來像水滸好漢一樣被逼上梁山，自然不會打；但是“硬著頭皮”打了幾仗，慢慢對遊擊戰法就熟悉了，也就心中有數敢打了。他後來說從戰爭中學習戰爭，大概就是對這種經曆經驗的概括。
被逼上梁山的毛澤東在壓力之下學會了打仗；心中無數的辦報人在壓力之下也會硬著頭皮辦下去，在實踐中學會辦報。
將起軍來 逼上梁山
1957年10月，中共中央八屆三次擴大全會在北京召開。10月9日，毛澤東在會上講話，第四點他講的是工作方法問題。他說：“做事情，至少有兩種方法：一種，達到目的比較慢一點，比較差一點；一種，達到目的比較快一點，比較好一點。一個是速度問題，一個是質量問題。不要隻考慮一種方法，經常要考慮兩種方法……可以有幾種方法來比較，至少有兩種方法來比較。”
講透了基本道理，毛澤東開始舉證了。當時，全黨正在整風，這個運動也波及到學校。毛澤東說：
“比如，大鳴大放，還是小鳴小放？要大字報，還是不要大字報？這兩種方法究竟那一種好？這種問題可多啦，就是放不開。北京三十四個高等學校，一個都放不開，沒有一個爽爽快快放開的。因為這是放火燒身的問題呀！要放開，需要有充分的說服，而且要有一種相當的壓力，就是公開號召，開許多會，將起軍來‘逼上梁山’。”（《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473頁）
毛澤東講工作方法，講兩種以上方法的比較，擇其善者而從之，擇其不善者而棄之，就一般意義上來說，無疑是正確的。
問題出在他舉的例子上。整黨和反右，搞“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高等院校不接受，都“放不開”。怎麼辦呢？毛澤東的辦法是給予“相當的壓力”———充分的說服，公開的號召，眾多的會議，“將起軍來”，逼這些院校“上梁山”，也就是逼他們搞“四大”，牛不喝水強摁頭。結果怎麼樣呢？結果是“反右”擴大化，使不少師生受到“殘酷鬥爭，無情打擊”。
當然，當時毛澤東並沒有意識到這樣“將軍”、這樣加壓是錯誤的，沒想到逼使院校“放開”搞“四大”，確實是“放火燒身”，是自亂陣腳，自毀長城。在這次講話中，毛澤東甚至得出了這樣的結論：“群眾創造了一種革命形式，群眾鬥爭的形式，就是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抓住了這個形式，今後的事情好辦得多了。”以後的實踐證明，毛澤東這個結論錯了，“四大”不是一種好形式。“逼”高等院校師生上“梁山”後，既沒有去“三打祝家莊”，也沒有去兩敗童貫，三贏高俅；“四大”如同李逵手中的板斧，對無辜的看客，排頭砍去……“文化大革命”中，這種形式、這把板斧使用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傷害了許許多多的人，成了製造冤假錯案的得力工具。改革開放以後，加強法製民主建設，有違於法治精神和民主精神的“四大”形式被理所當然地取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