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如《建炎以來係年要錄》的作者李心傳（1166—1243），此人是落第學子，經崔與之等二十二人推薦，到南宋都城臨安任史館校勘，專修南宋高宗、孝宗、光宗、寧宗史事，書名《中興四朝帝紀》。此書雖然遭人攻擊沒有修成，但後來加上北宋九帝的史事編為《十三朝會要》。他編的《國朝會要總目》抄本，後被元兵劫入燕京，元朝托克托修《宋史》時，即作為重要史料根據。李心傳長期鑽研“國朝”（本朝，亦即宋朝）曆史，占有大量第一手資料，具有豐富的史識和深刻的史見。他為了接續李燾的《續資治通鑒長編》，纂述南宋高宗一朝史事，仿照《資治通鑒》體例，按年月編定先後次序，寫成《建炎以來係年要錄》。這部書比徐夢莘的《三朝北盟會編》少了前十年的曆史，起於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止於紹興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即宋高宗統治的36年的曆史。宋江本人的史事都發生在北宋欽宗以前，故本書無載，而“宋江之黨”史斌稱帝於建炎元年，被害於建炎二年十一月，書中有三處載之甚詳。李心傳是被稱為“有史才，通故實”的國朝史專家，他做本朝開國之君（就南宋而言）“係年要錄”，開篇（元年）就編造出一個膽敢“僭號稱帝”的“宋江之黨”，那麼，大概他的罪行也不比史斌小多少。所以，想想李心傳的各方麵情況———他的史學學養、社會地位、所處環境和著作產生的過程，沒有理由不相信他關於史斌的記載。
上麵三位大史學家，在寫現代史乃至當代史時，怎麼會不約而同地去編造一個史無其人其事的宋江呢？！
其二，假設正史野史有關宋江的記載，都是來自“講史”和“說話”者的虛話，都是由傳說而入史，那麼墓誌上的記載總不是小說家言吧。但有的論者用“吹牛”、“天方夜譚”，“查無實據”等詞兒，將其一概抹殺。其實，這種不做具體分析的做法，也不可取。
在有關宋江的史料中，有四個人的墓誌銘涉及宋江起義的內容：南宋人張守《毗陵集》卷十三《秘閣修纂蔣園墓誌銘》，南宋人葛勝仲《丹陽集》中的《承議郎王（登）公墓誌銘》，南宋人汪應辰（1119—1176）《文定集》卷二十三《顯謨閣學士王（師心）公墓誌銘》，不知何時人的範圭所作的《宋故武功大夫河東第二將折（可存）公墓誌銘》。蔣園是沂州（今山東臨沂）知州；王登是海州沭陽縣（今江蘇沭陽縣）“就養在邑”的承議郎；王登兒子王師心是沭陽縣尉；折可存是宋朝西陲（宋與西夏的邊界）駐軍的第四副將，征方臘捕宋江後為“河東第二將”。
這四個人與宋江起義軍發生了什麼樣的戰事？據墓誌銘記載，蔣園是對賊“大破之”，使其“北走龜蒙”；“就養”的王登是命令兒子王師心引兵擊寇於縣境上；折可存幹的事大一點，是在跟隨朝廷大軍征方臘取得決定性勝利後，參與了（不可能是他單獨的行動）第二次捉拿宋江的軍事行動。
搞明白這些基本情況，問題就來了：
如果按照墓誌銘“天下最不可信”的說法，如果按照墓誌銘都是“吹牛”和“天方夜譚”的結論，那麼，處於天南地北幾千裏遠的張守、葛勝仲、汪應辰、範圭這幾個人，難道是事先開會商量好了怎麼的，統一意見，統一下筆，一起拈出個“史無其人”的宋江，在那裏又破、又擊、又捕的，他們有特異功能嗎？這又有什麼必要呢？
蔣園是知州，折可存是將軍，算“高層領導”吧；王師心是縣尉，老爸是個承議郎，而且已“就養”，父子倆頂多算“基層幹部”。這樣地位懸殊、身份各異的幾個墓主（死人），他們的後代（活人，一般說第二代）即使再想炫耀自己父輩的光榮，再想往自己臉上貼金，同意死去的老爹幹什麼不好，非一致都同意打強盜立功嗎？
在這麼近距離時間裏，拿一件“全無證據”的假人假事，記載在前輩的墓誌銘上，是貼金還是抹黑，是尊嚴還是玩笑？同意這樣幹的王登的孫子、王師心的兒子，是孝子孝孫還是混蛋白癡？須知，靖康元年，“宋江之黨”史斌還活著，葛汪二人就“全無證據”的糟蹋“宋大哥”，這說得過去嗎？
不管是蔣園，還是王登；不管是折可存，還是王師心，他們任知州、縣尉、將軍或“就養”的時間，同時都是在宣和二三年間；墓誌銘上記載的他們打敗宋江的事件，也都發生在宣和二三年間。且不說漫長三千年的封建社會，就是北宋南宋三百餘年所出現的墓誌銘，遠不是汗牛充棟所能形容得了的，即使流傳至今的也要以萬千計，那麼事情就怪了，宣和前麵的沒有，宣和後麵的也找不著，偏偏宣和二三年間幾個人的墓誌銘上，都有宋江充當敗軍之賊這檔子事，這“空穴來風”不是來得有點太突兀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