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江曾經被貶稱為“山東賊”，也曾經被惡罵為“淮南盜”，與沂州的蔣園，沭陽的王氏父子，多少有點地緣關係，總算貼邊帶沿，在墓誌銘中扯上宋江也算八九不離十，那八竿子打不著，遠在陝西省穀縣立墓，31歲也當了俘虜，逃回來很快就病死了的折可存，墓誌銘“不遠千裏”扯上山東或淮南的宋強盜，編個捕獲草寇的謊話，好沒來由，這是唱的哪門子戲呢？
退一步來說，筆者也同意墓誌銘寫手有意幫著死者晚輩“吹牛”的意見，但這種“吹牛”的規則是“有一尺說一丈”、“有駱駝不說馬”，決不是無中生有，空穴來風。道理很簡單，一般的情況下，墓誌銘是要先刻在死者的墓碑上，是給後人、親人、熟人看的，主要作用或首要作用或直接作用是耀祖光宗，激勵後人。在知情者的圈子裏“吹”得太離譜，就會適得其反，弄巧成拙。墓誌銘收入大人物的傳記，收入寫手的文集，收入後續的家譜，流傳開去給不識相、不知情的人看，那是後來的事情。所以，吹一丈長得有一尺在，說大駱駝得有小馬在。比如蔣園隻是在別的官吏軍兵紛紛逃跑的情況下，用點“陽應”陰襲的戰法，使宋江義軍上當吃虧，但義軍很快撤入龜蒙山區，銘文就吹成“大破之”；再如王師心這個縣尉，在沭陽上下隻知吃喝玩樂過“承平”日子，南北方農民紛紛揭竿而起衝州過府，仍然麻木麻痹“郡縣無備”的情況下，“就養”的老爹“命”其引兵“邀擊境上”，宋江義軍隻是損失“數十人”，主動撤走了。農民義軍長途遠征時被小股地方武裝閃擊一下的情況實屬正常，銘文則吹噓被割掉耳朵的義軍首領“數十人”，而且“一道賴以安堵”；吹得最甚的是範圭，說折可存“俘臘取江，勢足建瓴”，方臘不為其所俘已是定案，宋江的被取被獲，也不可能是折部一旅所為，他參與是役出力較多罷了，其功勞也有“沾邊賴”的成分。在班師凱旋途中，奉秘旨幹下黑手的勾當，應該三下五除二解決問題，還折騰近月，那還有什麼高屋建瓴之勢。盡管我們承認墓誌銘有吹噓的成分，但排除虛光，過濾“吹牛”，剩下的難道不恰恰是曆史事件的本來麵目嗎？
須知，墓誌銘是讚頌宋江的對立麵的，是記載宋江怎樣被破被捕的，但正是這些否定的記載確鑿地肯定了宋江起義的客觀存在，正是這些貶抑性描述折射出義軍造反事業的雄偉壯闊。還要看到，正是這些墓誌銘證實了正史野史中的記載，甚至提供了史籍沒有的史料。例一，正史上記載宋江為“山東賊”、“淮南盜”，墓誌銘文證明宋江義軍在魯南沂州和蘇北沭陽有過軍事行動。例二，宋江義軍到底有多少人馬，有人依據《宋史·侯蒙傳》“江以三十六人橫行齊魏”的記載，斷定“隻有三四十人”。墓誌銘表明，雖然經曆了沂州失利，兵臨沭陽時義軍仍然“數千人”（《王登墓誌銘》）。例三，《宋史》和《東都事略》的《張叔夜傳》都記載宋江義軍“剽掠至海”、“劫巨舟十數”，《王登墓誌銘》記“京東劇賊數千人浮海來寇”。這提供和證實了宋江義軍軍事活動的重要信息：在揮師南下，進攻海州、沭陽等處時，義軍曾經從海上水路進攻。這是否是《水滸傳》描寫梁山好漢極善水戰的創作源頭之一呢？！例四，墓誌銘告訴人們，趙宋王朝各級官僚過慣了“承平”享樂的生活，麻木“無備”，麵對“轉略”而來的農民義軍，“州縣大振（震），吏多避匿”。像蔣園、王師心那樣“獨修戰守之備”，主動帶兵出擊者，實在是鳳毛麟角。例五，正史記載宋徽宗屢次下詔招降宋江，侯蒙、張叔夜都得到過這樣的聖旨，墓誌銘記載宋徽宗於宣和三年五月“禦筆”命折可存“捕草寇”，表明最高封建統治者總是玩弄招安和剿殺兩手，來對付農民起義軍。《水滸傳》描寫宋徽宗三次派人赴梁山招安，多次派官軍進水泊圍剿，交替使用政治瓦解和軍事進攻兩手，不能說沒有史實根據。
墓誌銘的記載盡管有種種缺欠，但它含有的史料價值是不容抹殺的。把墓誌銘關於宋江起義的史事記載一概視為“天方夜譚”，全部推倒，是會提出許多難於解釋的問題的，這些問題是那樣地違背生活常情，是那樣地有悖於事物邏輯，因而是那樣地讓人無法接受。
其三，仔細解讀正史野史、劄記隨筆等有關宋江的記載，會發現一個普遍存在的現象，那就是在絕大部分情況下，是把方臘和宋江的起義同時記載相提並論的。那麼多位作者，那麼多種文獻，從南宋初年到《宋史》產生的元順帝至正年間，在這二百多年時間裏，都是如此這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