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是毛澤東的挑戰性格和造反精神在無產階級奪取了政權的建國後，並未因形勢的變化而變化，而是注入了新的內容。大搞群眾運動，大會戰，急於求成，趕超戰略，片麵強調理想與精神的作用，對發展速度的不滿足，對新秩序的不滿意，繼續強調以階級鬥爭為綱，強調鬥爭哲學，結果導致了他本人晚年的也是中國的悲劇。
造反雖然是馬克思主義的道理，無條件無限製的運用也會產生錯誤。真理再往前走一小步，就會變成謬誤。
“如果出了赫魯曉夫，我們搞的小三線就好造反。”毛澤東講“造反”，講到現實中來了。1965年時的“赫魯曉夫”這個概念是個政治詞彙，“現代修正主義”之謂也。那時全國搞“大三線”、“小三線”戰備建設工程，“大三線”是國家級的，“小三線”是省市區級的。要小三線造反，顯然是造“中央出了修正主義”的反。毛澤東後來不僅講過類似的話，而且還發動了“造修正主義的反”，揪“中國赫魯曉夫”的“文化大革命”。實踐已經證明，這個反是造錯了，搞成了“十年內亂”。前麵講過，造反是有前提的，宋江也罷，共產黨人也罷，中國人也罷，如果不是“黑暗勢力的統治”，如果不是“極端貧困”，如果不是反對專製獨裁統治，如果不是爭取平等、自由和民主，那麼，這種“造反”就是真的“無理”了，而且無利了。
當然，毛澤東主張造“赫魯曉夫”的反，在國際上又含有反對大國沙文主義，維護國家獨立和主權的內容，表現了中國人民的民族尊嚴和不屈性格，體現了中國人民真正站起來了的勇氣與自豪，這個反就造得有理！確有宋江等人“路見不平一聲吼，該出手時就出手，風風火火闖九州”的氣概和精神。這點不能埋沒。
省委的指示本該是“及時雨”
1928年4月，中共湖南省委經敵人多次破壞後此時工作漸趨正常。5月，省委機關由湘潭遷到安源，安源到寧岡隻有四五天路程，同井岡山的聯係便更加密切起來。省委曾先後派湘東特委委員袁德生、醴陵縣委書記杜修經等為巡視員，多次來到井岡山。
湖南省委對井岡山發出的指示，最初是比較符合實際的。他們在5月間給毛澤東、朱德等的信中，強調目前應該積極的是更加深入湘贛邊界的鬥爭，造成群眾割據，“應以寧岡做軍事大本營”。這些主張，毛澤東表示同意。他在6月16日以邊界特委名義給湘、贛兩省委轉中共中央的信中，再次申訴堅持以寧岡為大本營的湘贛邊界武裝割據的三條理由：“A.此間係羅霄山脈中段，地勢極好，易守難攻。B.黨在此間是由無組織進為有組織，民眾比較有基礎（赤衛隊、赤色遊擊隊組織），棄之可惜。C.湘南、贛南隻能影響一省並隻及於上遊，此間可影響兩省並能及於下遊。”
但湖南省委在6月19日的信中卻提出：“以後（紅）四軍需集中力量向湘南發展，與湘南工農暴動相一致，進而造成湘南割據，實現中央所指示的割據贛邊及湘粵大道計劃。”同月26日，又致信邊界特委：“省委決定（紅）四軍攻永新敵軍後，立即向湘南發展，留袁文才同誌一營守山”，“澤東同誌需隨軍出發，省委派楊開明同誌為特委書記”。並致信紅四軍軍委：“希望毫不猶豫的立即執行。”規定成立紅四軍前敵委員會，指揮紅四軍和湘南黨務及群眾工作，以毛澤東為書記；派杜修經為省委巡視員，幫助前委工作。
湖南省委這個指示，使毛澤東十分為難。3月間，他已有過奉湘南特委之命進軍湘南而使井岡山根據地遭受損失的慘痛教訓。現在，統治階級正處在暫時穩定時期，湖南的國民黨兵力又比江西強得多，向湘南進軍顯然十分不利。在這種情況下，對上級的指示“不從則跡近違抗，從則明知失敗，真是不好處”。但他這時已對事情看得很清楚了，決心力持異議。
6月30日，毛澤東在永新縣城主持召開中共湘贛邊界特委、紅四軍軍委和永新縣委聯席會議進行討論，杜修經、袁德生也參加了。毛澤東沒有立即表示意見。他要看看在座的軍委成員、特委成員和永新縣委成員怎樣表態，聽聽省委來人的意見。但大家都不說話，會議一直沉默著。毛澤東不願再這樣沉默下去了。他開始發言：
“杜同誌帶來了省委的指示，本該是‘及時雨’，可今年雨水夠多了，再來該發洪水了。”他說，“因此，省委這個指示，我們無法執行！”（董保存：《在曆史的漩渦中》，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214—215頁）
會議堅持從實際情況出發，“決定（紅）四軍仍應堅持在湘贛邊界各縣作深入群眾工作，建設鞏固的根據地。有此根據地，再向湘贛推進，則紅軍所到之處其割據方鞏固，不易為敵人消滅”。
會後，毛澤東在7月4日代表中共湘贛邊界特委、紅四軍軍委給湖南省委寫了報告，陳述做出這個決定的六條理由：
一、紅四軍正根據中央和湖南省委批準的計劃，建設以寧岡為大本營的根據地，洗刷“近於流寇”的“遺毒”，永新、寧岡二縣群眾已普遍起來，不宜輕率變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