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用上個世紀70年代最為流行的政治術語“修正主義”，來表述宋江投降的思想內容，其具體事件或具體情節就是把“聚義廳改為忠義堂”了。也就是說宋江用“忠義”思想“修正”了晁蓋等農民軍領袖的“聚義”觀念。忠義思想是中國幾千年封建社會中滲透到社會各方麵的一種思想和道德觀念，它有時還表現為一種牢固的政治原則和社會理想。貫穿於《水滸傳》全書的忠義思想，主要是通過塑造一係列的人物形象來表現的。在這些人物形象中，又以宋江這個人物形象所表現的忠義思想最為突出，最為集中。宋江是忠義思想的化身，是《水滸傳》忠義思想的代表。宋江直到誤飲了朝廷送來的毒酒，自知死期將至，還說“我為人一世，隻主張‘忠義’二字，不肯半點欺心。今日朝廷賜死無辜，寧可朝廷負我，我忠心不負朝廷”（第一百回）。宋江的這種忠義思想，可謂是中國古代思想史上的奇觀。
宋江這種濃厚的以忠義為核心的封建觀念，支配他上梁山前後的所有行動，導致他必然走向接受招安的道路。晁蓋等人智取生辰綱，是梁山聚義之前第一次規模較大的造反行動。當宋江看了州孔目送來的公文，知道晁蓋等人的所作所為時，他的想法是：“晁蓋等眾人不想做下這般大事，犯了大罪……是滅九族的勾當！雖是被人逼迫，事非得已，於法度上卻饒不得”（第二十回）。這就是說，從梁山好漢第一次造反時起，宋江在思想觀念上就是站在朝廷一邊，從所謂“法度”的立場出發，反對晁蓋等人造反的。宋江殺了閻婆惜後，隻得亡命江湖，後來他被判刺配江州牢城，幾乎丟了性命。鬧江州法場後，梁山眾人好不容易把他接到山上，晁蓋等人勸他留在梁山造反，他卻立即拒絕：“這話休題！……小可不爭隨順了，便是上逆天理，下違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雖生何益”（第三十六回）。宋江這些言行，表現了他維護封建法紀綱常的立場和濃厚的忠義思想。
宋江上梁山之前這種根深蒂固的對朝廷的忠義之心，也決定了他上梁山之後的所作所為，決定了他坐上第一把交椅後對朝廷、對官府的政策方略，決定了他必然要接受朝廷的招安。宋江上梁山當了第一把手以後，打擊豪紳惡霸酷吏貪官是堅決的，對梁山勢力的增強功不可沒，可後來發展到與官兵交戰，每逢俘虜一個有武藝、有名氣的將領，他都要表明“心跡”，甚至懺悔一番。如打下青州，俘獲呼延灼，“喝叫快解了繩索，親自扶呼延灼上帳坐定，宋江拜見”。並說：“小可宋江，怎敢背負朝廷，蓋為官吏汙濫，威逼得緊，誤犯大罪，因此暫借水泊裏隨時避難，隻待朝廷赦罪招安。”（第五十九回），宋江為了營救身陷華州牢裏的史進和魯智深，用吳用之計賺了宿太尉的金鈴吊掛，把宿太尉接入寨中，“宋江拜了四拜，跪在麵前”，告道：“宋江原是鄆城縣小吏，為被官司所逼，不得已嘯聚山林，權借梁山水泊避難，專等朝廷招安，為國家出力。”梁山英雄排座次後，宋江希望朝廷招安的思想，日益抬頭，以致成為他這以後追求的主要目標，不放過一切機會向朝廷官員表示要歸順，甚至乞求招安。第七十五回，聽說朝廷派人前來招安，宋江大喜，與眾人道：“我們受了招安，得為國家臣子，不枉吃了許多時磨難，今日方成正果。”吳用、林衝、關勝、徐寧等對這次朝廷招安的誠意都有懷疑，宋江要他們不要壞了“忠義”二字。
宋江的“忠義”思想，是個內容複雜的複合物。一方麵它表現了對封建帝王的愚忠，另一方麵它又具有愛國主義的內涵。在封建時代的好多情況下，忠君與報國密不可分。宋江的招安投降，既有階級投降的局限性，但還有參與民族自衛的正義性。這在宋江上山前後的言行中都有表現。九天玄女同宋江的兩次談話，就已經有了“外夷及內寇，幾處見奇功”和“保國安民，勿生退悔”的指示，明確地將忠君與保國聯係在一起。宋江在上梁山之前，就已經開始用忠義思想去影響所結交的每一位江湖好漢。在柴進莊上，他同武鬆結下了深情厚誼，後來又在毛太公莊上相會，臨別時他告誡要去二龍山落草的武鬆說：“如得朝廷招安，你可便攛掇魯智深、楊誌投降了。日後但是去邊上，一刀一槍，博得個封妻蔭子，久後青史上留一個好名，也不枉了為人一世”（第三十二回）。第七十一回的菊花會上，宋江的滿江紅詞中也說：“統豺虎，禦邊幅；號令明，軍威肅。中心願，平虜保民安國。”這些明白無誤地說明，在宋江的忠義思想裏麵，是包含著報國安民、衛國安邊的愛國情愫的。《水滸傳》在寫完“宋公明全夥受招安”之後，接著就寫“宋公明奉詔破大遼”，小說的客觀藝術效果，正在於以此加深讀者對梁山英雄投降朝廷是為了抵禦外侮、保衛國家、安定邊疆的理解，突出宋江等梁山好漢受招安的正義性和合理性。這在一定程度上衝淡了讀者心目中因梁山投降朝廷而產生的委屈和羞辱的印象，從而提高了宋江忠義思想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