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中宋江的愛國觀念和民族思想，宋江征遼的輝煌勝利，是自北宋末年至元朝的幾個時代裏，飽經戰亂和屈辱的中原人民的民族思想和愛國情感的反映。在北宋末南宋初民族矛盾十分尖銳激烈的時期，統治階級中的有識之士高舉起救國的旗幟作號召，聯合或“招降”那些因不堪奴役和壓迫而起來造反的“賊寇”來共同反抗異民族的入侵。而那些“賊寇”在忠義救國的旗幟下，也比較容易同朝廷官軍建立“統一戰線”。靖康之變的前後，尤其是趙構建立南宋的前後，北方廣大淪陷區的人民不堪殘忍的民族壓迫，紛紛起而“聚保”，拿起武器同金人進行鬥爭。他們以“忠義”來號召和發動群眾，也以“忠義”來同官軍和後來的南宋朝廷打交道。統治集團中的愛國人士，如宗澤、李綱以及後來的嶽飛等，把他們當作抗敵救國的重要力量，以各種形式與他們配合作戰。康王趙構和後來的南宋朝廷在這個問題上似乎顯得也很積極，不間斷地派人到北宋同他們聯係，並且資助錢糧，委以官職。當時朝野上下，普遍稱他們“忠義人”、“忠義軍”。今人侯會著《〈水滸〉源流新證》上說：“《水滸》中的好漢聚義之所，原名聚義廳。宋江繼晁蓋之後當上一寨之主，頭一件事便是將‘聚義廳’改為‘忠義堂’（第六十回），令人頗費躊躇。論者常把小說中的‘忠義’與封建倫常中的‘忠孝節義’相提並論，認為宋江此舉表達他對封建朝廷的一片忠心，對山寨兄弟的一腔義氣。其實這是個誤會。學者早就指出，在南宋初年，‘忠義’二字自有含義，是民間抗金武裝的專美之詞。南宋諸史言及建炎、紹興年間史事，每每稱‘忠義巡社’、‘忠義民兵’、‘忠義人’、‘山寨忠義之民’，所指正是此輩”（第104頁）。由於曆史上“忠義人”、“忠義軍”同朝廷有過密切的關係，他們在救亡的旗幟下為朝廷效力，接受朝廷的封賞，所以《水滸傳》大力宣揚宋江的忠義思想，詳細描寫宋江受招安的內容，就是必然的了，這是這部長篇小說所蘊含的忠君愛國思想和民族思想對故事情節必然提出的藝術要求。
改革開放以後，有的評論家為宋江的形象做“翻案”文章，說其改“聚義”為“忠義”，不但不是“修正主義”，而且是升華了梁山好漢的精神境界，忠心報國，伐遼勝利，宋江“終於是英雄”———是“民族英雄”。這個結論是就忠義思想中報國安民的層麵來講的，因而有一定道理；如果就忠君投降的層麵來講，宋江的行動是不能以“英雄”來論定的。毛澤東論宋江，隻論其“忠義”推動投降，是隻著眼宋江在階級鬥爭中的表現，而沒著眼宋江在民族鬥爭中的表現。
進一步來說，在宋江身上，“忠義”與“聚義”二者兼而有之，在不同的情況下，起著不同的作用。講“聚義”，宋江身上江湖義氣並不比哪位好漢少，而且他做得更好些。他仗義疏財，扶危救困。“以此山東、河北聞名，都稱他作及時雨。”他的舉動確實給別的江湖好漢帶來了很大幫助。薛永在揭陽鎮上賣藝，竟無人給錢，正當惶恐的時候，是宋江拿了五兩銀子，使他感激不盡；江州初遇李逵，得知他急需用錢，宋江又毫不猶豫掏出了五十兩；武鬆在柴進家中受到冷落，貧病交加，又是宋江替他做衣裳、相伴他飲酒，使武鬆不再失意潦倒。他不恤自身，義氣為重。晁蓋等人劫取生辰綱事發，宋江得知消息，首先想到的是：“晁蓋是我心腹弟兄。他如今犯了彌天大罪，我不救他時，捕獲將去，性命便休了！”於是快馬加鞭，趕到晁蓋家中通風報信，返回後又故意拖延時間，終於幫助他們平安脫險。宋江此舉，正如晁蓋所說，是“擔了血海般幹係”，一旦敗露，他也與晁蓋等人同罪。雖然他對他們的舉動有些不以為然，還是毫不猶豫地采取了行動，這一項大恩大德，也為他日後在梁山的地位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