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替天行道’的強盜”，包括王慶、田虎和方臘，而主要是指方臘。“終於是奴才”，是說宋江的悲劇結局，這位叱吒風雲的農民英雄終於墮落成為封建王朝看家護院上陣廝殺的鷹犬。毛澤東與魯迅的看法是一致的，或者說魯迅的評論深深地影響了毛澤東的“宋江觀”。所以他盛讚魯迅“評得好”。
作為造反起義的職業革命家毛澤東解讀《水滸傳》，他晚年對待宋江投降後打方臘，其政治選擇和感情傾向當然是在方臘一邊的。其實，盡管小說的作者把已是官軍的宋江隊伍當作“正義之師”，把方臘義軍自始至終視為“強盜”，但細讀方臘十回，作者所創造的氛圍是沉悶的，情緒是壓抑的，官軍的宋江隊伍再也沒有了昔日打敗童貫和高俅的風采風光，再也沒有了懲奸除貪時的揚眉吐氣，有的隻是將損兵折，死傷連綿，淒淒慘慘，悲悲切切，讀者見不到宋江之善，也讀不出方臘之惡。盡管作品屢屢提到“那時百姓都被方臘殘害不過，怨氣衝天”，但大都是抽象交待，沒有化為具體的情節和生動的形象，所以給人印象不深。同時，《水滸傳》說方臘之反乃“積漸而成”，卻是說得很對的。宋徽宗為修萬歲山，在吳中征取花石綱，百姓大怨，人人思亂。江南人民身受其害，方臘趁機造反，於是一呼百應，本是順理成章的事。方臘由於得到人民擁護，先後占據歙州、睦州、杭州、常州、湖州、宣州、潤州等八州二十五縣。在他手下，強將如雲，無不英勇善戰。如小養由基龐萬春，大罵宋江等人：“你這夥草賊，隻好在梁山泊裏住，肯勒宋朝朝廷誥命，如何敢來我這國土裏裝好漢！”就顯得正氣凜然。從一些零星的描寫看，方臘還甚得四方響應，如揚州城外的陳將士家，就去遠在蘇州的三大王方貌處獻糧五萬石，船三百隻，被封做揚州府尹，所以方臘起義聲勢頗為浩大。
宋江的征剿方臘不得民心，也不得讀者之心。有時宋江自己也懷疑自己的行為。在征方臘的過程中，令讀者最難忘的乃是宋江一方損兵折將，梁山兵將“十去其八”的悲慘景象，從而透露出了作者某種隱秘的心理。如小說一再寫宋江大哭道：“莫非皇天有怒，不容宋江收捕方臘，以致損兵折將？”“我們今番必然收伏不得方臘了！自從渡江以來，如此不利，連連損折了我八個弟兄。”“今日宋江雖存，有何麵目再見山東父老、故鄉親戚？”充滿了悲傷、悲觀、悲哀、悲涼的情緒和意味。
梁山一百單八將，各個英雄。他們不死於上山造反之時，不亡於大戰官軍之日，不損於北征遼寇，不折於出戰王慶、田虎，獨獨陣亡戰死於征剿方臘的進軍途中，這是為什麼？英雄豈能不怒問蒼天！毛澤東豈能不憤怒譴責宋江，豈能不殷殷同情方臘。
毛澤東讚同魯迅對宋江與方臘的評價：同為“強盜”，宋江是“替天行道”的強盜，方臘是不“替天行道”的強盜。兩支農民義軍的起義宗旨不同。替天行道，有一定的革命性和民主性，因為“天子”已經不能行道，所以要由“強盜”來替行，這無疑是對舊秩序的蔑視、反抗和破壞，是一種令統治者心驚膽戰的革命；但也有一定的保守性和局限性，就是強盜替行的道與“天子”所該行的道是一個“道”，強盜與“天子”的區別不在於“道”，而在於由誰來行道，這實質上二者還是站在一個思想層麵上，宋江追求隻反貪官不反皇帝的政治目標，忠孝兩全青史留名的人生價值選擇，也就不足為怪了。不替天行道，則具有了較為徹底的革命性，它不僅否定“天子”，而且不再秉持“天子”所未行之道。方臘漆園誓師的演講，則是不替天行道的宣言。宋江打方臘，終於是奴才。那麼方臘呢？毛澤東和魯迅如何看？是不是失敗的不替天行道的英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