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開始斷定毛澤東評《水滸》“就是文藝評論”的鄧小平，很快就斷定“四人幫”在利用毛澤東的談話“做文章，搞陰謀”。胡喬木、吳冷西、穆欣等人也激憤於“四人幫”的倒行逆施，拍案而起。遍翻當時報刊上的評《水滸》文章，“文藝”二字蕩然無存，篇篇都是打人的棍子，殺人的刀子。在這場政治鬥爭中，“四人幫”取攻勢，幾個人的表現各有特色：江青可說是赤膊上陣，氣勢洶洶，殺氣騰騰；姚文元抓住旗幟，以為虎皮，筆刀殺人，有恃無恐，極盡輿論總管之能事；張春橋密室策劃，暗中捏點，從《水滸》中尋求置敵手於死地的高著妙策。在這場政治鬥爭中，周恩來、鄧小平取守勢，看準火候，適時反擊，堅守陣地，絕不退讓。
“四人幫”借評《水滸》搞陰謀政治，並未全部得逞，因為毛澤東並沒有把評《水滸》搞成政治運動的打算。盡管毛澤東評《水滸》談話中，有“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這樣號召性、發動性語句，可以為“四人幫”搞政治運動所利用，但毛澤東確實沒有具體針對當時中央的政治鬥爭和影射具體人物。他怒斥江青講話“文不對題”，用“三不要”的傾盆大雨澆滅了江青抓“黨內投降派”的邪火。這確實打擊了“四人幫”的囂張氣焰，從此時直到“四人幫”被捕，再也沒見有關江青“揪活宋江，抓投降派”的言論舉動，她不得不在這方麵有所收斂。從毛澤東的政治心態上說，他此時已厭倦了政治運動，早在1974年10月，在中央就準備召開四屆人大所發的《通知》中，就傳達出他這樣的“最新指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八年。現在以安定為好。全黨全軍要團結。”江青一夥借評《水滸》挑起激烈政治鬥爭，掀起大規模政治運動，顯然違反他追求的“安定團結”的政治目標，理所當然地遭到他的當頭棒喝。我們有理由說，把評《水滸》搞成抓“黨內投降派”政治運動罪在“四人幫”，正是毛澤東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這場運動的發展。
毛澤東在他與蘆荻漫談《水滸》的前一個月，即1975年7月14日，特意同江青談了“黨的文藝政策應該調整”的問題，其中指出：
文藝問題是思想問題，但是不能急，人民不看到材料，就無法評論。（《毛澤東文藝論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第233頁）
“文藝問題是思想問題”這個結論非常重要，因為在“文革”中，在“左”的錯誤思想的支配下，文藝問題曆來被視為政治問題，文藝評論演化成政治批判。江青一夥把評《水滸》搞成政治運動也是違背毛澤東這個思想的，破壞了黨的文藝政策調整。把文藝問題真正作為思想問題來對待，而不是作為政治問題來對待，才回到了正確的軌道上。
二十多年過去了，毛澤東《關於〈水滸〉的評論》被收入了《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產生它的社會環境已經退出了曆史舞台，作為一種不失睿智、不失精辟的思想成果，它還存留在世上。它僅僅有文獻價值，以供研究者之用？或具有學術價值，以供《水滸》學者參考？或具有指導價值，供愛好者作為鑰匙去打開《水滸》的門徑？抑或三者兼而有之？一時難以說清、難下斷語。有一句非常通俗而富於哲理的話：“倒洗澡水的時候，不要連嬰兒也潑出去！”對毛澤東評《水滸》的談話，是不是也是如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