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解釋毛澤東的“同意”？於是就有了晚年“憂患意識”說。有的論者以為毛澤東的評《水滸》談話“從宏觀的曆史文化角度隱約透露出對革命事業的憂患”（陳晉：《毛澤東與文藝傳統》，第170頁）。暮年的毛澤東遇到了理想與現實的巨大落差，心頭難於抹去孤獨、蒼涼、憂患的陰影。他希望早點結束的“文革”並未結束，而且反對的人不少；希望安定團結，可對立和鬥爭不斷發生。資深政治家的豐富政治經驗使他預感到否定“文化大革命”政治思潮正在興起，所以他念念不忘的話題是“警惕中央出修正主義”，抹之不去的夢魘是“資產階級上台很容易”。這時，他最願意做的事情，他認為最好的政略，是教育人民提高路線覺悟，為防修反修打下政治思想基礎。因此，他視《水滸》為“教材”，當然是“反麵教材”，也就是用反麵教訓（宋江投降）來教育人民警惕黨變色國變修。
他與蘆荻的一段沒有整理進《關於〈水滸〉的評論》中的談話，頗能說明他這種動機和心境：“印行百回本，讓讀者了解故事的始末，了解全貌，知道梁山好漢怎樣興而又怎樣敗，還其本來麵目，讓讀者知道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此時他的關注點再也不像從前那樣是梁山好漢“怎樣興”，而是梁山好漢“怎樣敗”，是宋江這個投降派從內部攻破了堡壘。毛澤東所思考的梁山好漢失敗的必然性，陳晉先生把它歸納為三點：第一，造反目標低下———“隻反貪官，不反皇帝”。第二，由義軍領袖宋江的階級本性決定———“宋江同高俅的鬥爭，是地主階級內部這一派反對那一派的鬥爭”。第三，道德信條局限———“把晁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毛澤東與文藝傳統》，第166—167頁）這樣歸納比較條理化，易於使人看清問題實質。對於農民起義失敗的教訓，毛澤東是自覺借鑒的，比如新中國建國以後，毛澤東就多次講過不要學李自成的驕傲和腐敗，要保持革命的堅定性和純潔性。從這個意義上說，毛澤東借鑒宋江投降的教訓，對全黨和人民群眾進行思想路線教育似乎並不錯。
但實際情形與此有差別，毛澤東晚年的憂患意識，正如李銳指出的那樣：“同當時的政治鬥爭中不合實際的憂慮有關”（《毛澤東早年讀書生活》，第20頁）。毛澤東晚年對階級鬥爭形勢的估計是主觀主義的，“修正主義”、“黨內資產階級”和革命隊伍內部的“投降派”，並不像他所判斷的那樣。因為思想路線教育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學習，本身就屬於毛澤東晚年錯誤的階段性產物，被納入其中成為“重要組成部分”的評《水滸》當然也是錯誤的。
政治運動的層麵。從內容、規模到氣氛、方式，評《水滸》都堪稱一場政治運動。史稱“評《水滸》運動”概源於此。盡管姚文元在“請示報告”中提到“發展馬克思主義文藝評論”，可正如外電外報所分析的那樣，最初評《水滸》的領頭文章即表明這場評論超出了“文藝範圍”，是“政治問題”。姚文元開始就宣稱評《水滸》是“我國政治思想戰線上的又一次重大鬥爭”，很快又發展到政治戰線的奪權鬥爭。江青在全國性會議上公開拋出“架空”說，可視為“四人幫”評《水滸》的基調，是他們搞這場政治鬥爭的綱領。都知道，“文革”的序幕評《海瑞罷官》，當時就講“要害是罷官”，現在又講《水滸》的要害是“宋江架空晁蓋”，現實意義是“政治局有人架空毛主席”，那麼按照“文革”期間的政治思維定勢，評《水滸》顯然是為了揪出“架空”毛澤東的投降派首領造輿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