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水滸》，可以有多個角度：藝術技巧的角度，版本源流的角度，人物形象的角度，思想傾向的方向，社會影響的角度，人文背景的角度，等等。毛澤東則是從《水滸傳》主導政治傾向的角度切入展開評論的。正如蘆荻指出的那樣：“主席講《水滸傳》時，談笑風生，和藹幽默。就該書的主導的政治傾向問題，他反複舉例，細致地進行了分析。”由於《水滸傳》版本複雜，《水滸》的政治傾向和社會作用，曆來就有兩種對立的評論：舊時代有“誨盜”說和“彌盜”說的對立；新中國建國後又有“農民起義教科書”和“投降主義教唆書”的對立。一般認為，七十一回本《水滸》較多地含有革命反抗的政治傾向，百回本和百二十回本後半部較多地含有招安投降的政治傾向。有人分析毛澤東讀《水滸》的狀況，認為他在“進城前”（即新中國建國前）讀的是金批七十回本《水滸》，故接受的主要是造反起義、革命反抗的思想熏陶。“進城後”他才有條件讀到百回本和百二十回本《水滸》，知道了宋江投降打方臘的故事，思考的重心放在了梁山義軍悲劇性結局的曆史教訓方麵。這就是所謂的“兩種《水滸》、兩種宋江”說。這個結論顯然有證據不足而想當然的成分。在延安時，平劇《三打祝家莊》劇本創作組就是從毛澤東手中借到的百二十回《水滸》，說明那時毛澤東讀的《水滸》並不隻是七十回本。“文革”期間毛澤東熱衷於閱讀的恰恰是金批七十回本，這是筆者在前麵提到過的。其實，早在重慶國共談判時，毛澤東就關注到“宋江投降”問題。隻是在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更多的是需要從《水滸》中吸取革命精神和鬥爭策略，那時他還沒有必要過多去關注《水滸》後幾十回關於招安投降的描寫。從評《水滸》談話中可以看出，毛澤東提到魯迅，提到金聖歎，說明他對《水滸》評論史是熟悉的。關於《水滸》政治傾向的評論曆來就存在兩種對立的觀點，晚年的毛澤東越來越傾向《水滸》鼓吹了投降主義的評論觀點，這說明他從政治傾向上評論《水滸》的觀點，絕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鄧小平和胡喬木開始就是從文藝評論的角度來理解毛澤東評《水滸》談話的。鄧小平說毛澤東的評《水滸》：“就是文藝評論，沒有別的意思。”鄧小平還同意國務院政治研究室寫評論《水滸》的文章，胡喬木的理解是不要“把無產階級革命同農民革命問題放在一個水平去觀察”，江青的“架空”說是馬克思批評過的“膚淺的曆史對比”。胡喬木等人力求寫出一篇能夠正確闡述毛澤東關於《水滸》評論的學術論文來。
即使從文藝評論的層麵來看待毛澤東的評《水滸》談話，也還存在著理論的局限性和實踐上的消極影響。李銳指出：毛澤東批評《水滸》隻反貪官不反皇帝，批評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似乎忽略了一點，根據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農民不是一個代表新的生產力的階級；農民起義，不可能反皇帝製度，最多隻是推翻一個舊皇帝擁戴一個新皇帝。農民小生產者的眼光，超越不過時代的限製。他們即使造反成功，曆史告訴我們，也不過是自己來當開國皇帝罷了。因此，說宋江搞修正主義雲雲，是超過曆史可能去要求《水滸傳》，本身也就離開了馬克思主義觀點了。這個基本道理，在毛澤東已出版的著作中，指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毛澤東思想中，本來是明白無誤的。”（《毛澤東早年讀書生活》，第21頁）毛澤東評《水滸》談話在這部名著傳播的實踐上也產生了消極影響。“反麵教材”一語，掩蓋了這顆民族優秀文化遺產明珠的所有光輝。所以，重新出版的三種《水滸》的“前言”，泛濫於媒體的“大批判”文章，公開出版和內部交流的專著，皆是一概罵殺，比之封建時代的“例禁”幾不遜色，這樣閱讀《水滸》哪還談得上文學鑒賞、性情陶冶、美的享受呢！
思想路線教育的層麵。如果僅僅說毛澤東評《水滸》談話是文藝評論，那麼將無法解釋8月14日、8月18日和9月2日他在姚文元送審的“請示報告”、“宣傳計劃”和社論稿件的“批示”。因為正是這批示，使“談話”的意義得以延伸，使姚文元製造的輿論狂潮得以興起。在那個“最高指示”決定一切的年代，當“談話”走出中南海毛澤東的書房，姚文元立即將其牢牢抓在自己手中，像宋江改“聚義廳”為“忠義堂”一樣，以閱批件為載體，為手段，大力向“左”的方麵“修正”。姚文元靠三個批示完成了把個人談話演變成全體黨員全國人民卷入其間的批判運動的“合法手續”。當時，全黨正在進行“思想路線教育”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學習”，姚文元把評《水滸》納入其中，說成是其“重要組成部分”，應該說毛澤東是“同意”這個納入的。這樣，評《水滸》談話就不是單純的文藝評論，而延伸到思想路線教育的層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