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訊］日本《朝日新聞》九月一日以《中國批判〈水滸〉的波浪高漲》為題，刊登該報駐北京記者寫的一篇報道，摘要如下：
自八月二十三日的《光明日報》批判《水滸》以來，已在該報文學欄進行過兩次。但是，由於《紅旗》和《人民日報》也大量刊登文章，所以，《水滸》的批判作為席卷黨和群眾的教育運動將在全國範圍內展開。
在中國國內發表這些文章的動機，無疑是對修正主義和投降主義進行徹底的批判。就《人民日報》等發表的部分文章來看，尚看不出意味著攻擊特定個人現象，看來同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運動一樣，重點是清除產生修正主義的思想根源。在這種意義上可以說，是同最近展開的一係列的對曆史重新評價的活動一脈相通的。
［本刊訊］日本《每日新聞》九月一日刊登該報駐北京記者寫的一篇報道，題為《中國大力開展對〈水滸〉的批判———可能是超越文藝的範圍而進行的“新的思想鬥爭”》，摘要如下：
在三十一日的《人民日報》頭版頭條轉載了理論雜誌《紅旗》第九期的題為《重視對〈水滸〉的評論》的短評。還在第二版利用大量篇幅刊登了竺方明的題為《評〈水滸〉》的文章。表現出中國今後將長期地、正式地對《水滸》進行批判的姿態。這兩篇文章認為《水滸》的主要人物宋江的“投降主義”是與“劉少奇、林彪等推行修正主義、複辟資本主義”相關聯的，指出其思想根源是儒教。也可以認為，對《水滸》的批判將同批林批孔和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運動配合進行。《紅旗》的短評中引人注目的是它透露了魯迅的話，說明對《水滸》的批判不是“突然”進行的。
毫無疑問，學習從來都是同批林批孔結合在一起的。
同時，在考慮批判《水滸》的方向問題時，短評強調了毛主席在一九五一年給《人民日報》寫的批判電影《武訓傳》的意義。這一點也引人注目。當時，以此為開端，展開了大規模的思想鬥爭，後來發展到一九五四年對《紅樓夢》的爭論（批判胡適派的唯心論）。許多人認為，以這次批判為契機，將進一步展開廣泛的文藝批評活動（包括對其他古典文學的批判）。這種文藝批評，包括文革在內，過去在幾個階段曾進行過，都是同政治路線聯係在一起進行的。這次對《水滸》的批判，顯然是超越“文藝批評”的範圍，從執行無產階級專政的觀點來推動運動的發展。
［本刊訊］日本《東京新聞》九月一日刊登該報駐北京記者寫的一篇報道，題為《對〈水滸〉的批判是第二次批林批孔運動》，摘要如下：
對《水滸》的嚴厲批判運動已經正式展開。三十一日《人民日報》、《光明日報》轉載了第九期《紅旗》雜誌的文章《重視對〈水滸〉的評論》，強調對《水滸》的批判是極為重要的政治問題，暗示這是繼批林批孔之後展開的對修正主義的批判運動。重新估價經過批林批孔運動後的中國曆史，已發展到文學領域，同時，與現在中國最重視的路線、政治問題聯係起來這一點是引人注目的。因殺人過多而遭到宋江責備的“黑旋風”李逵成了同宋江的投降路線對立的代表，也使人深感興趣。同時，這次批判令人注目的是，這次重新評價是從中國最為重視的路線和政治問題的角度進行的。《紅旗》的文章再次強調對《水滸》的批判是政治問題。因此，從《紅旗》文章的調子來看，這次運動無疑將發展成為繼批林批孔之後新的學習運動。這次對《水滸》的批判尚沒有根據認為反映了現在的某種路線的對立。但是，以“反修防修”為口號、警惕產生修正主義的中國，想通過這一爭論，再次加強對修正主義的批判，這是確鑿無疑的。
應該承認，這些新聞記者的政治眼光是犀利的，政治嗅覺是敏銳的，政治判斷是準確的。須知，9月1日中國的評《水滸》運動才剛剛開張，姚文元的首批“重磅炸彈”還沒有完全拋出（《人民日報》的社論《開展對〈水滸〉的評論》到9月4日才發表），“四人幫”的政治隱語還雲遮霧罩、麵目不清，底牌還沒有全部亮出，可是外國記者們卻似乎看清了運動的本質。他們根據以往經驗———“這種文藝批評，包括文革在內……都是同政治路線聯係在一起進行的”———做出判斷：“這次對《水滸》的批判，顯然是超越‘文藝批評’的範圍，從執行無產階級專政的觀點來推動運動的發展”。外國記者還指出：“這次批判令人注目的是，這次重新評價是從中國最為重視的路線和政治問題的角度進行的”，“對《水滸》的批判是政治問題”。很顯然，幾位記者異口同聲判斷，評《水滸》不是“文藝問題”，而是“政治問題”。盡管由於情況剛剛嶄露，對評《水滸》的現實針對性方麵，他們的判斷是“這次對《水滸》的批判尚沒有根據認為反映了現在的某種路線的對立”，“尚看不出意味著攻擊特定個人的現象”。但是，這恰恰證明“某種路線對立”、“攻擊特定個人”是外國記者們觀察評《水滸》運動政治內容的一個出發點。可以把“老外”的這句話看成是一種預測。“四人幫”後來鼓噪的“宋江篡改晁蓋路線”，“政治局有人架空毛主席”，驗證了“老外”的預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