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春橋站起來，邊走邊說：“這時，也隻有這時，評論《水滸》才最有現實的意義。《水滸》是怎樣對待梁山農民起義革命事業的奠基人晁蓋和農民起義的叛徒宋江的呢？它極力歌頌宋江，而把晁蓋排斥在一百零八人之外。這完全是為了宣揚投降。晁蓋死後，宋江竊取了梁山農民革命的領導權，他第一件事便是把聚義廳改為忠義堂，強行通過了招安的投降主義路線。宋江對晁蓋起義路線的修正，是對農民革命的背叛，從這個意義上說，也就是搞修正主義。而《水滸》正是肯定和讚美了宋江的修正主義。當然，有投降，就有反投降。李逵、吳用、阮氏三兄弟不願意投降，堅持了農民革命的立場。但是，由於領導權掌握在宋江手裏，終於使這支農民起義隊伍受了招安，去打方臘，做了反動統治階級鎮壓其他起義軍的幫凶。宋江的反革命道路證明：搞修正主義，必然要當投降派，出賣革命，充當反動派的走狗。這是一切修正主義的特點。劉少奇、林彪推行修正主義路線，就是對內搞階級投降主義，對外搞民族投降主義。從古代宋江的身上，可以看到現代投降派的醜惡麵目。那天，洪文同誌問我：‘修正主義的確切定義是什麼？’我就對他說：‘在國際上屈服於帝國主義的壓力，在國內投降資產階級，這就是典型的修正主義者。集中在理論上，就是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在我們國內的修正主義，主要是黨內的走資派。’看來，許多的理論問題，我們黨內還沒有真正地解決完哪，多數人隻是跟著跑的。”
江青說：“當一種錯誤的觀點和路線，洪水般地到來時，多數人跟著跑，隻有少數人頂住的事情，在曆史上多次發生，今後也還會發生，這就需要馬克思主義的反潮流精神了。”
“這種精神可是很不容易呀。”張春橋感歎地說。
老謀深算的張春橋借助他從《水滸傳》裏總結出的“曆史經驗”，希圖把“投降派”識別出來，希圖“新生的革命者”即他們一類的“左派”在黨內“占據統治地位”。他的策略是自己並不出麵，而是鼓動和引導有特殊身份的江青去幹去拚去施加影響。但是，張春橋這次還是失算了，他與江青等人，隻有到監獄去“反潮流”了。
蘆荻：不買江青的賬
毛澤東與蘆荻談對《水滸傳》的種種看法，他的初衷到底是什麼，蘆荻是當事人見證人，應該最了解。江青一夥大談“《水滸》的要害是架空晁蓋”，評《水滸》的現實意義是抓“黨內的投降派”，蘆荻是怎樣看待這些的？這裏有兩件事值得記敘。
一件是蘆荻在大寨不買江青的賬。據她回憶：
當年9月，中央在大寨召開會議。14日，我奉主席指示，隨北大組到大寨參觀。當時，江青已經在大寨講了評《水滸傳》的問題。我們在大寨也討論《水滸傳》，先是聽江青在大寨的講話錄音。江青說：“評《水滸》要聯係實際。評《水滸》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蓋現在有沒有人架空毛主席呀？我看是有的。”還說：“宋江上山以後，馬上就把晁蓋架空了。怎麼架空的呢？他把河北的大地主盧俊義———那是反對梁山泊的，千方百計地弄了去，把一些大官、大的將官、武官、文吏，統統弄到梁山上去，都占據了領導崗位。”江青還說宋江五短身材等等，明眼人一聽就知道所指的是誰。
聽完江青講話錄音後，就要我們討論。我感到江青的講話同主席的批示有很大出入，但我不能歪曲曆史事實，歪曲主席批示的本意，去迎合江青。在中南海時，常聽到醫生們說，江青講話經常惹主席生氣，不利於主席的健康。我想，江青現在又這樣亂說，主席聽到，一定又要生氣。於是輪到我發言時，便推說自己耳朵一直不好，沒有聽清江青同誌的講話，用這種方式拒絕表態。我們的討論要寫成簡報，江青會看到我的發言，這樣我就深深得罪了江青。
回到北京後，謝靜宜要我先回家休息。等我再去中南海主席住地時，工作人員便把我攔住了，說今天西哈努克親王要來，主席不能見我。9月24日夜，毛主席辦公室主任張耀祠同誌找我談話，要我回北大，說今天早上江青還來過兩次長途電話。張耀祠同誌說，她不會容你在主席身邊的。我要求在中南海再住三天，張耀祠同意了。（陳桂聲選編：《水滸評話》，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第302—303頁）
張耀祠還對蘆荻說：“你呀，知識分子，缺乏實際鍛煉。”江青為什麼不容許蘆荻繼續在毛澤東身邊陪讀。很顯然，是蘆荻在評《水滸》上沒有迎合江青，也就是不同意江青的觀點，進行了“消極抵抗”。蘆荻畢竟是一介書生，性格上不乏知識分子的耿介，她在想辦法維護毛澤東評論《水滸》的本旨，這樣就發生了第二件事：給毛澤東醫療組講解怎樣理解毛澤東評《水滸》。
1975年9月下旬，蘆荻在離開中南海以前，曾經向醫療組講了怎樣理解毛澤東評《水滸》的課。她在講課中特意說明：現在有人說黨內有投降派，要抓現代的投降派，毛澤東完全沒有那個意思。她一再強調：毛澤東評《水滸》，完全是對《水滸》這部小說講的，並沒有別的意思。
據為晚年毛澤東管理圖書的徐中遠回憶：
“1975年9月8日上午，蘆荻給我們打來電話，要找一本《中國封建社會農民戰爭論文集》，說本書上有張政烺的《宋江考》一文。蘆荻還要我們找中央黨校當時編的《關於宋江的曆史材料》，教育部理論組編的《教育革命簡報》增刊第八、九期（內部發行本），說本刊上有關於評論《水滸》的文章和材料。當天筆者從北京圖書館借來一本《中國農民起義論集》，上有張政烺寫的《宋江考》一文。中央黨校編的《關於宋江的曆史材料》和教育部理論組編的增刊也都分別向他們要來一份。晚飯後，書和材料一起交給了蘆荻。1975年9月底，蘆荻在離開中南海以前，她曾給主席醫療組的人員講了怎樣理解毛主席評《水滸》的課。她這次向我們要的書和材料，是她自己為講課做準備的呢？還是主席要看的呢？還是主席另有什麼意思呢？這些我們就不清楚了。”（《毛澤東讀評五部古典小說》，華文出版社1997年1月第1版，第125—12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