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件事很有價值，它們說明早在1975年9月，蘆荻這位當事人就不同意江青一夥對毛澤東評《水滸》談話宗旨的曲解，並采取當時能夠允許、能夠做到的辦法，予以說明事情真相，盡管她為此受到了打擊，被江青“解雇”了。
毛澤東：劃在雜誌上那黑色紅色的大圈
毛澤東與蘆荻談論《水滸》的“最新指示”傳達下去了，他也“同意”了姚文元的“計劃”，後來又斥責了江青的“文不對題”。此外，圍繞評《水滸》，他還有一些什麼舉動呢？據徐中遠記載：
“毛澤東最後一次向我要《水滸》，是1975年8月22日。這一天下午，他指名要看《明容與堂刻水滸傳》（一名《忠義水滸傳》，上海中華書局1973年12月影印，每部兩函20分冊）。
本來，這種《水滸》1973年12月14日我們已經送了兩部給他存放在遊泳池住地，可是，由於遊泳池住地存放的書太多，當天他要看一時又找不出來，所以讓我們再送一部給他。這時，他的一隻眼睛剛做了白內障摘除手術，視力稍有恢複就要看書。這部《水滸傳》大概是他白內障摘除手術之後要看的第一部書。從中我們也可以看出，毛澤東晚年對《水滸》仍然是非常喜愛的。毛澤東這次要看《水滸》，是在與蘆荻談《水滸》後的第9天，而且是在白內障摘除手術後視力稍有恢複的時候。是因為他對《水滸》的評論言不盡意呢？還是又有什麼新的思考呢？反正他又一次要看《水滸》，而且要看的是100回本的。”徐中遠還說：
“筆者在毛澤東閱批過的書刊中，還看到過一本上海的《學習與批判》雜誌（1975年第11期）。這一期雜誌上刊有署名為羅思鼎的一篇文章，題目叫《〈水滸〉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這篇文章的標題上方毛澤東用黑鉛筆劃了一個大圈，標題下麵劃了一條粗粗的浪線。本期雜誌封麵刊名上方毛澤東用紅鉛筆劃了一個大圈，標題下麵劃了一條粗粗的浪線。本期雜誌和羅思鼎的這篇文章，引起了晚年毛澤東的注意。如果說毛澤東閱讀過或者讓身邊工作人員給他讀過這篇文章，那也是1975年11月或者11月之後的事了。”（《毛澤東讀評五部古典小說》，華文出版社1997年1月第1版，第124—125、126—127頁）
毛澤東為什麼“指名要看”《忠義水滸傳》？為什麼“注意”《〈水滸〉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這篇文章？他身邊的圖書管理人員沒有深說。言不盡意呢？新的思考呢？都是推測猜測之詞。這將永遠是一個謎。但有一點很清楚，蘆荻走了，視力稍有恢複，他又在看“非常喜愛”的《水滸傳》，而且也關注著對它的評論文章……
“前言”和專著：《水滸》是投降主義的教唆書
前麵，筆者較多地敘述了評《水滸》怎樣由“文藝評論”演變成政治運動，政治運動怎樣引發著上層政治鬥爭。下麵，我們簡略掃描一下評《水滸》運動給重新出版的《水滸》帶來的新情況和其對下層幹部群眾、教員學生、工人農民《水滸》觀帶來的影響。
筆者手頭有三種1975年“評《水滸》運動”留下的“文物”，分析一下頗能說明一些問題。
“文物”之一是百回本《水滸傳》。上中下三冊，1975年10月人民文學出版社重新出版。首頁在《毛主席語錄》的題目下印著毛澤東評《水滸》談話記錄的前兩個自然段。書名頁後麵，以《魯迅論水滸》為題，錄印了魯迅《三閑集·流氓的變遷》中那段關於宋江“終於是奴才”著名的話。這本書按照姚文元在“請示報告”中“要改寫前言”的要求，於書前還附了一篇趕寫出來的、以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部名義發表的、洋洋萬言的“前言”，其目的在於引導讀者理解毛澤東的指示，深刻揭露《水滸》宣揚投降主義路線的本質，指出宋江搞修正主義、投降主義的真麵目。
“前言”按著《紅旗》雜誌和《人民日報》評論的調子，使用當時“大批判”慣用的術語，不厭其煩地分析數百年前《水滸傳》作者及小說主人公宋江的政治思想，說：“宋江在組織上招降納叛，網羅和重用了一批大地主、大惡霸和反動軍官，改變了梁山泊頭領中的階級成分，使投降派占了上風。”說宋江改掉了晁蓋的“革命理論、革命路線”，篡改了晁蓋的政治綱領。說宋江是“站在人民對立麵，搞倒退、搞投降的反動派。”要人們從這部反麵教材中吸取教訓，總結曆史經驗，識別正確路線和錯誤路線。並危言聳聽地把評論《水滸》提到一書興國、一書亡國那樣的“曆史高度”，並套用姚文元在“請示報告”中的思想說這“對於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在現在和將來貫徹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堅持馬列主義，反對修正主義，都具有深遠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