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9月7日，周恩來不顧病情嚴重惡化和醫護人員再三勸阻，會見以羅馬尼亞共產黨中央政治執行委員會委員、中央書記伊利耶維爾德茨為首的羅黨政代表團。在回答客人提問並介紹自己病情時，坦然說道：“馬克思的‘請帖’，我已經收到了。這沒有什麼，這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自然法則。”又說：“我現在病中，已經不能工作了。鄧小平同誌將接替我主持國務院工作。鄧小平同誌很有才能，你們可以完全相信，鄧小平同誌將會繼續執行我黨的內外方針。”這是周恩來最後一次會見外賓。顯然，他是想把權交給信任的鄧小平，而絕不能落入“四人幫”之手。
1975年9月15日，周恩來與人談話中，就近期報刊上宣傳開展對《水滸》的評論一事指出：
他們那些人（指“四人幫”———引者）有些事做得太過分了！最近評《水滸》，批投降派，矛頭所指，是很清楚的。（吳慶彤：《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183頁）
“太過分了”，點出了“四人幫”所作所為已經超出黨內鬥爭的範圍；“清楚”他們評《水滸》的矛頭所指，也就清楚了“四人幫”政治陰謀的目的。
兩天後（9月17日），江青在山西昔陽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期間的講話，大談“架空”說，而且點出政治局有人“架空毛主席”，進一步驗證了周恩來的判斷。江青一夥借評《水滸》誣蔑攻擊周恩來和鄧小平的陰謀昭然若揭。
想把周恩來打成“投降派”，打成“右傾投降主義者”，在“四人幫”可謂蓄謀已久。其中有兩件事最為典型，“四人幫”鬧得最凶。
第一起是所謂《伍豪啟事》事件。是指1932年2月18日國民黨反動派偽造刊出的一份《伍豪等脫離共產黨啟事》事件。“伍豪”是周恩來曾用的別名。實際上，早在這個偽造啟事登出前兩個多月，周恩來就已於1931年12月15日到達中央蘇區瑞金。這個偽造的啟事，不過是國民黨反動派企圖用以製造混亂、瓦解我黨在白區革命力量的一個卑劣陰謀。此事出現後，中共臨時中央曾作了多方麵的工作，澄清事實，予以反擊。1932年2月間以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名義發布的一個布告中，也明確指出：這是一個“冒名啟事”，“這顯然是屠殺工農兵而出賣中國於帝國主義的國民黨徒的造謠誣蔑”。可以說，這是一個曆史上早已澄清了的問題。但是，江青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卻一再利用這一偽造啟事對周恩來進行攻擊，妄圖以此達到他們篡黨奪權的目的。1967年5月19日夜，周恩來針對江青的發難寫信給毛澤東，並附了有關原始材料。1967年12月底，又有人提出所謂啟事問題，毛澤東於1968年1月16日明確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國民黨的造謠誣蔑。”在批《水滸》、反“投降派”的背景下，周恩來的憂慮並非多餘。盡管“四人幫”一夥的政治陰謀在9月就已受到毛澤東的批評，但這並未能使他們就此罷手。1975年11月，“四人幫”在上海的寫作班子“羅思鼎”又拋出《〈水滸〉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文章，別有用心地說：“然而，並不是一切人都能經得住敵人的‘圍剿’。與魯迅形成鮮明對比，革命營壘中也‘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頹唐，有人叛變’。”70年代評《水滸》，“四人幫”及其爪牙卻去折騰“三十年代”“有人叛變”的舊賬，表明他們仍然在等待和製造時機將周恩來打成“投降派”。
第二起是所謂“風慶輪”事件。1974年10月17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在北京舉行。周恩來抱病出席了會議，因為會議討論四屆人大的籌備事項，作為總理不能不親自過問。會上江青突然提起了所謂“風慶輪事件”，要鄧小平當場表態，導致會議不歡而散……
1974年國慶節前夕，“風慶輪”遠航歸來回到上海，上海的報紙便以“自力更生的凱歌”為題做了許多文章。
10月13日，江青看了《國內動態清樣》上關於“風慶輪”的報道，寫了一封信給中共中央政治局。她寫道：“看了報道，引起我滿腔的無產階級義憤。試問，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黨中央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部？國務院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機關，但是交通部卻有少數人崇洋媚外，買辦資產階級思想的人專了我們的政……政治局對這個問題應該有個表態，而且應該采取必要的措施。”
張春橋也跟著起哄，寫了批語：“在造船工業上的兩條路線鬥爭，已經進行多年了。發生在風慶號上的事是這個鬥爭的繼續……建議國務院抓住這個事件，在批林批孔運動中進行政治思想教育。”王洪文、姚文元都批道：“完全同意。”
江青要借“風慶輪”事件，攻擊國務院，攻擊周恩來和鄧小平。誰都知道周恩來是國務院的最高領導。江青恬不知恥地說自己有“滿腔的無產階級義憤”，而把“買辦資產階級專政”的帽子扣到周恩來、鄧小平的頭上。“崇洋媚外”即“對外投降資本主義”之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