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0月17日晚的政治局會議上，江青手裏拿著“風慶輪”事件的傳閱材料，以咄咄逼人的口氣質問鄧小平：“你對批判‘洋奴哲學’，究竟抱什麼態度，是讚成還是反對？”
鄧小平實在忍無可忍，回敬道：“你這種態度，政治局還能合作嗎？你這是強加於人，難道一定要讚成你的意見嗎？”
鄧小平氣極，拂袖而去。政治局會議不歡而散。
張春橋稱這次政治局會議為“二月逆流”；姚文元則在日記中稱“已有廬山會議氣息”。
借評《水滸》繼續幹把周恩來打成“投降派”的勾當，倒符合“四人幫”的邏輯。
周恩來對“四人幫”的陰謀十分清楚。1975年9月20日，身患絕症的周恩來入院接受第四次手術治療。進入手術室前，在這生死難卜的時刻，周恩來特意讓秘書取來他於1972年6月23日在批林整風彙報會上所作的《關於國民黨造謠誣蔑地登載所謂“伍豪啟事”問題》的專題報告錄音記錄稿，用顫抖的手親自簽上名字，並寫明：“於進入手術室前，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這份記錄稿是他委托鄧穎超親手整理的。
在進入手術室時，他大聲說道：
“我是忠於黨，忠於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這是悲憤的抗議！生死難卜的周恩來決心用真實的曆史材料洗刷“四人幫”之流潑到身上的汙泥淖水！
這是悲壯的進軍！身患絕症的戰士仆倒前也要奮勇向凶惡的敵人進擊。“我不是投降派！”聲震環宇，氣壯山河，足令妖魔鬼怪膽戰心驚。
就在手術中，發現周恩來身上的癌瘤已經全身擴散，無法醫治。鄧小平當即指示醫療組：“減少痛苦，延長生命”。
12月間，周恩來對前來看望他的葉劍英等人說：要注意鬥爭方法，無論如何不能把權落到“四人幫”手裏。又說：鄧小平比我幹得好。
周恩來以自己的方式，向“四人幫”進擊！
張聞天：用唯物史觀評《水滸》的“不夠多”
政治生活幾乎遺忘了他，他卻沒有遺忘政治生活。
1975年8月下旬，老資格共產黨人張聞天從廣東肇慶申請移到江蘇無錫。張聞天到無錫的時候，“四人幫”正利用毛澤東關於《水滸》的評論，把矛頭指向所謂“否定文化大革命”、“架空晁蓋”的“現代投降派”。張聞天瀏覽當時的報刊文章，既不滿，又不安。10月7日，他在給外甥馬文奇的信中寫道：
“關於《水滸》的評論，現在很多，我看得很少。從曆史眼光，即從唯物史觀的眼光，評論《水滸》的，似乎還不夠多。但《水滸》終究是小說，不是曆史。”（程中原：《張聞天最後的腳印》，《世紀風采》2000年第8期；《新華文摘》2000年第11期，第121頁）
9月下旬到10月，張聞天讀了幾部《水滸傳》的續書，研究的重點放到了中國曆史特別是宋史上去。他先請保衛人員到無錫市圖書館借了《中國通史簡編》和《清代通史》兩部書，10月18日又親自步行到圖書館借書，後來又開列書單，請人去借過幾次。借閱的書籍有《宋論》、《續資治通鑒》、《讀通鑒論》等。“以古為鑒，可知興替”。他是要借鑒古代曆史經驗來洞察複雜變幻的現實鬥爭。
張聞天曾經任黨中央“總負責”達八年之久，是黨內外久負盛名的理論家。1959年，他因眾所周知的原因，被迫退出政壇。1975年，他時值暮年，但他一刻也沒有停止對真理的思考。報刊上發表的評《水滸》文章“很多”，而他看得“很少”，不屑一顧之情溢於言表。更為透徹者，是指出能運用唯物史觀評《水滸》的“不夠多”，又加“似乎”二字，更耐人尋味。其實，他正揭出了“四人幫”《水滸》評論中的唯心史觀的絕症。隻是他身在困境之中，迫於環境又怕給外甥帶來政治麻煩，動筆用字故意輕描淡寫罷了。
胡喬木：不應把曆史和現實作膚淺對比
就在“四人幫”連篇累牘地發表評《水滸》文章，抓“黨內投降派”鬧得甚囂塵上不可開交之時，鄧小平同意國務院政治研究室也要寫評論《水滸》的文章。鄧小平指示：
不要光講現成話，要講幾句新話；不要影射，要講道理。（夏杏珍：《1975：文壇風暴紀實》，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年11月第1版，第139頁）
胡喬木按照鄧小平指示的精神，著手組織寫作評論《水滸》的文章。
對文章的寫法，胡喬木作過幾次指導性的談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