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指出：“不要把曆史看成一個平麵的問題，把無產階級革命同農民革命的問題放在一個水平去觀察。”“農民戰爭同無產階級的鬥爭。中國農民戰爭史很長，從長期的農民戰爭經驗中吸取教訓，是很需要的。”“斯大林關於皇權主義的話，要作正麵的批評”，“農民戰爭也有不同情況。有擁護好皇帝的，有自己要作皇帝的；有提出土地綱領的，有不提出的；有推翻地主統治重新建立一個地主統治的，有投降的。”“不能把投降派用農民階級的局限性來概括。隻反貪官，不反皇帝，不是農民的局限性。”“中國曆史上的農民起義，奪取政權後本身變質，不是投降。”
胡喬木說：“梁山這是個悲劇，但並不是不可理解的。我們現在就是從多方麵來吸取教訓，來對付內部、外部的敵人。”他確定文章的題目《宋江的投降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要求由《水滸》的評論批評蘇聯現代修正主義，“總的歸結到努力提高階級覺悟，提高識別能力。這就是我們學習毛主席關於評論《水滸》的根本意義所在。”
至於對“宋江架空晁蓋”的提法，胡喬木說，用不著花很多篇幅去批，隻要用馬克思批評過的不應把曆史和現實作一種“膚淺的對比”一句話，就可以駁倒了。總之，他們力求寫出一篇能夠正確闡述毛澤東關於《水滸》評論的學術論文來。
10月4日，毛澤東批準創辦理論刊物《思想戰線》。10月6日，胡喬木在哲學社會科學部、國務院政治研究室召開的籌辦《思想戰線》雜誌會議上發表談話。他批評當時評《水滸》的文章說：“把毛主席比做晁蓋，簡直是荒謬！毛主席是無產階級的偉大領袖，晁蓋無論怎樣勇敢，隻是一個農民英雄，這兩個人怎能比較呢？還有把毛主席身邊的人比做宋江，那不是說毛主席用了宋江嗎？”“寫文章要正麵立論，不要放暗箭。現在報刊上的文章都很長，但就隻有那麼一兩句話是有所指的，是放暗箭的話。我們不放暗箭。”
張春橋：讓大家都知道投降派
張春橋有“軍師”之稱，此人確實老謀深算，工於心計。重大事件麵前，要麼緘口不言，要麼“有理有據”。評《水滸》運動哄起來後，他似乎沒有在兩軍對壘的陣前赤膊上陣，倒是在毛澤東生前和逝後對江青有兩次長談，都在出謀劃策點撥提醒之列。
第一次是建議，似乎是漫談，通過評論《水滸》談對投降派的識別，他對江青說：
“我認為，主席讓我們評論《水滸》，就是為了讓大家都知道什麼是投降派。別看有人現在說得好聽，什麼要造修正主義的反，其實大大的不一定。到一定的時候，他們也會向修正主義投降的。我們可以把宋江和高俅比較一下，他們兩人有著許多的共同點。他們一樣的是‘浮浪子弟’，一樣的想升官發財，一樣的被發配充軍，歸根到底，他們所屬的階級是一樣的。有沒有不一樣的東西呢？有。高俅官運亨通，因為踢得一腳好球，被‘九大王’即後來的徽宗皇帝看中了，因而‘發跡’得早，當了官；而宋江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年命蹇滯’，成為‘寇’。其實這兩個人，殊途而同歸。宋江是由官蹇時入寇，再由受招安而重新變成官；高俅是一下子當了官。宋江在潯陽樓寫的‘反詩’，有人以為他真要造反，其實他不過是在‘名不成，功不就’，倒被文了‘雙頰’的情況下大發其牢騷罷了。‘自幼曾攻經史，長成亦有權謀’，‘恰如猛虎臥荒郊，潛伏爪牙忍受’，這不正是一個野心家‘懷才不遇’心理的自我寫照嗎？在宋江看來，當窮途潦倒的時候，投機‘造反’可以說是一條捷徑。‘若要官，殺人放火受招安’。魯迅說：‘這是當時的百姓提取了朝政的精華結語。’宋江和高俅的鬥爭，並不屬於革新派同頑固派的鬥爭，而隻是地主階級內部這一派反對那一派的鬥爭。但是，不管他們怎樣你爭我鬥，終究是一丘之貉。就破壞農民革命運動和鞏固地主階級的反動統治來說。宋江的作用實際上要比高俅大得多，他比高俅更富有欺騙性。”
江青知道他這番話的矛頭所指，但她也許是因為評《水滸》受到毛澤東的斥責，沒有采取措施，因為她知道，即使現在她向毛澤東講到這些，也不會有什麼實際的行動。
第二次長談發生在1976年10月5日，主題是毛澤東逝世後領導權掌握在誰手裏的問題。張春橋的話仍然充滿“理性”色彩，他先是憂心忡忡地說：“多年來，我們黨內沒有出現資產階級占居統治地位的情況。今後一個時間裏，可就不保險了。黨內不出現亂子便罷，一出現就是大亂子，這是最危險的。這幾天，我吃不下飯，睡不著覺。考慮的就是這個問題。”
江青說：“毛主席已經離開我們了，今後對毛主席的態度就是一個關鍵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