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簡短的結語
因毛澤東評《水滸》的一番談話而引發的曆時一年多（1975年8月—1976年10月）的“評《水滸》運動”，永遠成為曆史，永遠定格在那個風雨如磐的年代。
當後人來清理毛澤東所留下這筆遺產時，無不感到其間的紛紜複雜。對其怎樣評價，難免見仁見智的分歧。毛澤東為啥這樣評價《水滸》？便有“實出無心”說，“有感而發”說，“兩種《水滸》”說，“晚年憂患”說，等等。
如果從前麵介紹的較為詳盡的情況看，要判斷其間的功過是非，則首先要恢複事件的曆史麵貌，對毛澤東的“評《水滸》”談話與“四人幫”的“評《水滸》”運動要加以區分；對毛澤東評《水滸》的理論局限性和實踐消極作用，與“四人幫”的政治陰謀要加以區分；對毛澤東暮年評《水滸》和他一生大部分時間的評《水滸》加以區分；進而對毛澤東評《水滸》談話在文藝評論層麵、思想路線教育層麵、政治運動層麵的作用加以區分。
這樣把問題擺放到特定曆史環境中去作具體分析的方法，亦即曆史唯物主義的方法，才有助於主觀判斷的客觀性，才能在紛紜複雜的事物中理清頭緒，才能做出科學的正確的符合曆史實際的理性結論和價值選擇。
文藝評論的層麵。毛澤東《關於〈水滸〉的評論》，隻能稱之為“談話”，即不是在文件上的“批示”，也不是在會議上的“講話”，而是他在治療目疾期間與陪讀教師蘆荻的私下談話，甚至是一種長夜無眠時的漫侃閑聊，因此它不具備“最高最新指示”的特質。因為從後來披露的情況看，在四個多月的時間裏，毛澤東與蘆荻就曆史和文學為題目的談話很多，如果都是“最高指示”，那麼人們對最高指示將應接不暇，中國還不知道要搞多少評李白、評柳宗元、評《三國演義》、評《紅樓夢》、評《二十四史》、評……的運動，那樣顯然也是強加給毛澤東的。
但是，這個“談話”從內容上說，則是文藝評論，是毛澤東對一部久負盛名、非常喜歡閱讀的古典小說名著的評論。最先指出這點的是當事人蘆荻，她在1978年就申明“毛主席評《水滸》，完全是對《水滸》這部小說講的，並沒有別的意思”。也就是說，毛澤東的談話是評論《水滸》本身，性質是文學評論。時賢也多有從文藝評論角度肯定毛澤東這個談話的。曾經給毛澤東當過秘書的李銳說：“如果拋開‘文革’後期政治鬥爭背景，單隻作為一種文學評論來看，毛澤東對《水滸》的這些評論，和他對《紅樓夢》的那些政治評論一樣，是別具隻眼的一家之言，是從他自身的經驗觀感出發對《水滸傳》的一種評論。”（《毛澤東早年讀書生活》，第20頁）對毛澤東與傳統文化關係研究頗有深度的陳晉認為：“毛澤東的這段評價，也非即興之論，而是他晚年讀《水滸》所得感受的集中表述。”“毛澤東晚年評《水滸》，確實是有感有思而發，從這部小說的實際情況來看，其所‘發’也是得當的，不失為精煉明快的一家之言。”（《毛澤東與文藝傳統》，第166、170頁）毛澤東的評《水滸》談話確實是別具隻眼、精煉明快的一家之言。即使在整個《水滸》評論史上，毛澤東的評論也有他的睿智之處。說毛澤東的評論“別具隻眼”，是指談話見解獨到，思想內涵的獨創性。“精煉明快”是指評論的精辟、凝練、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