麵對《水滸傳》，就是麵對民族的文化瑰寶。
麵對《水滸傳》，就是麵對一座思想的迷宮。
僅就《水滸傳》的思想政治傾向而言，在許多方麵擺在你麵前的是相反的兩極：
《水滸傳》的文本，七十回本或叫金評本，較多地表達了“亂自上作”、“官逼民反”，熱情讚美造反起義的思想，充滿陽剛之氣，而百回本、百二十回本的後小部分，則充滿企盼招安、乞求招安、讚頌招安的情緒，流溢陰柔之風。
宋江人物形象，可說是農民起義的傑出領袖，有反抗要求，有民眾威望，有組織能力，有實際貢獻，不失領袖風範；也可以說是農民起義的無恥叛徒，他出口“忠義”，閉口“招安”，遲遲疑疑不上梁山，屈膝跪拜朝廷降將，念念不忘當國家臣子，主動請求征剿方臘，毒藥亡身而死不悔悟，一副奴才習氣。梁山大業，成也斯人，敗也斯人，這是客觀事實。
在《水滸傳》評價上，更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有津津樂道其為“天下第一奇書”的，也有咬牙切齒詛咒其為“天下第一禁書”的；有驚恐萬狀稱其為“誨盜之書”的，也有老謀深算以其為“弭盜之書”的；有評其為“農民起義教科書”的，也有判其為“投降主義教唆書”的。
《水滸傳》的傳播，既有封建王朝的達官貴人對它組織翻刻出版，廣為流布的，有人據此判定其為封建地主階級的幫閉之書；也有綠林好漢在戰鬥間隙講說水滸故事，從中尋覓殲滅圍剿官軍的兵謀戰策的，有人據此判定其為造反農民階級的幫忙之書。
現在我們知道，《水滸傳》演變史、評論史上這種兩極現象，皆產生於《水滸傳》文本演變的複雜性。《水滸傳》一書，在其成書前的“話本”、雜劇水滸故事階段，就包含著矛盾的思想。《水滸傳》經施耐庵之手成書後，又經一些文人和書商作了為數不少的增補刪改，或根據自己的價值選擇，或根據市場的利潤追求，相異、相歧及至相反的思想指向和價值取向，雜糅在一本書中。有的研究者據此得出“兩種《水滸》、兩個宋江”的結論，不能說沒有道理。
《水滸》演變史、評論史上的複雜性，影響到毛澤東對《水滸傳》的解讀、評論和運用。比如他說過《水滸傳》是“民主文學”，也說過《水滸傳》是“反麵教材”；說過“《水滸傳》中有很多唯物辯證法的事例”，也說過讀《水滸傳》是為了“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說過《逼上梁山》是把顛倒的曆史顛倒過來了，也說過“《水滸》隻反貪官，不反皇帝”；對宋江形象，說過“我們的造反跟宋江差不多”，又說過“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對宋江的階級屬性，說過“梁山泊宋江……代表無產階級利益”，又說過宋江是“地主階級”內部的一派；對金聖歎評點《水滸傳》，他說過“評點是好的”，一生都喜歡閱讀“金批本”，又說“魯迅非常不滿意金聖歎”，似乎對金聖歎和“金批本”有一種厭煩感；他年輕時探討“救國之道”，慨然聲稱“學梁山好漢”，即像水滸英雄那樣進行武裝反抗，暴力革命，年老時總結一生革命經驗，一言以蔽之“每次起義都是被逼上梁山”，甚至不無調侃地自詡是“綠林大學”畢業的，絕大部分革命生涯中一直保持著與梁山好漢的認同感和共鳴感，但是到了暮年，他卻來個徹底否定，否定了梁山義軍的鬥爭是農民階級反抗地主階級的階級鬥爭，是農民階級起來反抗壓迫和剝削的階級革命，隻將其認定為地主階級內部的派別政治鬥爭，不具備革命的性質和意義，沒有革命精神和經驗以供吸取，隻剩下投降和招安的教訓以供借鑒和防範，梁山好漢再也不是英雄好漢可供學習模仿，隻是奴才走狗以供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