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何止毛澤東是這樣，給予毛澤東《水滸》觀以很大影響的魯迅也有這種狀況。他在《流氓的變遷》中說宋江等人朝廷“大軍一到，使受招安”，成為“替國家打別的強盜”的“奴才”，而在《中國小說的曆史變遷》中則說“《水滸》中的人物在反抗政府”，在別的文章中提到“宋江據有山寨，雖打家劫舍，而劫富濟貧”（《魯迅全集》第4卷，第404頁），甚至明確說：“《水滸傳》裏有革命精神。”（《魯迅全集》第7卷，第202頁）
把上述兩極現象僅僅歸結為邏輯混亂，觀點矛盾，甚至拿出實用主義的“法寶”打過去，未免把複雜的事情簡單化了。把看似不合理的事物給予合理的科學的符合實際的解釋，則是寫作《毛澤東讀〈水滸傳〉》不能繞過必須回答的一個問題。其實，說《水滸傳》是一座思想的迷宮，不如說它是一麵思想的多棱鏡。表現在《水滸》評論史上和毛澤東解讀《水滸》活動中的對立觀點，其產生的根本原因在於：客觀上是立論的依據不同，即所依據的《水滸》版本不同；主觀上是立意的角度不同，即作者要表達的思想主題和要達到的功利目的不同。
小說是民族的心史。一部《水滸》，可稱之為思想的浩瀚海洋。按照接受學的理論，閱讀作品的行為，是一種再創造的行為。毛澤東解讀《水滸》，內容豐富、內涵深邃地創造了一種新的《水滸》解讀範式———毛澤東解讀的《水滸》。本書的任務即是將毛澤東讀《水滸》範式展現在讀者麵前。
毫無疑問，這部書是“集體攻關”的產物。我能把它貢獻給讀者，首先要感謝毛澤東和《水滸傳》研究的專家們，他們的思想成果給予我重要的啟示和莫大的幫助。在寫作中，我也得到了來自各個方麵的鼓勵、支持與幫助。我的直接領導孫大發中將細心地指出我書稿中的筆誤，使我下筆時更加細心。戰友、文友、朋友劉嘉恩、黃永賢、馮連旗、李占恒、賈鳳山、蘇文愚、張巨德、張景山、張寶印、曾福林、任誌生、杜傳友、王群、王傳榮、高光輝、張傳相、胡世宗、白金華、薑寶才、胡承山、張昌富、王任飛，圖書館的李冬紅、鄒亞琴、唐華，雜誌社的陳力、劉東來、張煒等對我的援助和支持，使我永難忘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社長陳昕、上海人民出版社第五編輯室主任季永桂，在寫作和出版上的關心和指導，更是令人感動。借此機會一並誠致謝意。
董誌新
2005年春節於沈陽大西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