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月後，戴笠便從上海青幫頭子杜月笙那裏弄到了一輛構造十分結實的德國小車，擋風玻璃也換成了子彈打不透的保險玻璃。沈醉預先開車在法租界裏試行了好幾次，認真觀察宋公館附近的路況和宋先生每次外出通常經過的幾條馬路。經過仔細研究，最後認定從她的住宅經環龍路、華龍路到霞飛路口等處下手最為適宜，因為法租界巡捕房內有特務處的人，出事後疏通也方便些。
當萬事俱備，隻等戴笠發號施令的時候，他卻總是說：“等一等，決定後會通知你的。”誰知道這一等就是一年多。
關鍵的一步卡在了蔣介石那裏。在戴笠把計劃詳細報告給他的時候，一開始他也叫好，但是想了一會兒又問，是否可以保證不傷及宋慶齡的性命？在戴笠否認之後，他皺著眉頭讓戴笠回去，說是還要再“研究研究”。因為如果撞死了宋先生，多少人都會要求徹底追查，查來查去，到最後連蔣介石也脫不了幹係。到時候事態就不好收場了。
而據說最後計劃取消，還是因為蔣夫人宋美齡的強烈反對和堅決抗議。在宋家人看來，政治和家庭是分開的，就算政見再不同，家庭親情的紐帶不能斷。
最後，在宋慶齡無機可乘的防備和宋家姐妹情深無隙的親情麵前，暗殺宋慶齡的計劃終於宣告失敗。
4.終身受人尊敬的革命者
在蔣介石仍把槍口對準共產黨人的時候，共產黨人積極號召全國人民停止內戰，一致對外。1934年，宋慶齡帶頭簽名發表了中國共產黨提出的《中國人民對日作戰的基本綱領》。1935年，宋慶齡與何香凝等率先響應中共中央發表的“八一宣言”，影響巨大。
毫無疑問，這些號召同慶齡的想法是完全一致的。她不僅同在上海的中共地下黨員聯係，而且公開支持“解放區”的共產黨政府。但是，這種支持並不表明慶齡沒有自己獨立的見解。她對共產黨一些不成熟的想法也會有自己的主見。但是她支持共產黨團結人民抗日的主張，她還同共產黨一樣，對蔣介石持不信任的態度。
蔣介石采取各種手段對宋慶齡施加政治壓力，利用上海幫會對她進行威脅，還在1935年11月召開的國民黨會議上，把慶齡從中央執行委員，降為候補委員。
但是，宋慶齡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堅持和蔣介石的反革命行為對抗。她對學生的“一二·九運動”給予堅決的支持。當救國會的“七君子”被捕後，她也運用自己的“豁免權”來同蔣介石作堅決的對抗。她已把自己的自由置之度外。通過這樣的行動，她能夠巧妙地利用個人對蔣的製約關係和日益高漲的反日浪潮，使原來很嚴重的局勢盡量趨於緩和。7月底，“七君子”獲釋。
西安事變發生了，宋家上下都在為解救蔣介石到處奔走。孔祥熙去見宋慶齡，要求她在譴責少帥的聲明上簽字。慶齡反駁說：“張學良這樣做是對的。如果我在他的處境下，我也會這樣幹的，而且我會走得比他更遠！”
為了挽回蔣遭劫持的臉麵，國民黨政府同共產黨達成一項停止內戰、聯合抗日的默契。1937年2月，召開了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18日，宋慶齡在會上發表了講話。她強烈號召建立統一戰線，並當眾斥責反對停止內戰的政府領導人。
1937年7月7日，日本軍隊製造了盧溝橋事變。宋慶齡在美國的報刊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措辭激烈、充滿義憤地寫道：“中國是不可征服的。我堅決相信，中國不但能夠抵抗日本的任何侵略，並且能夠而且必須準備收複失地。”
1937年11月，當上海地區落入日軍手中時，慶齡離開這個城市前往香港。
1938年6月，慶齡創立了“保衛中國同盟”，她規定這個組織完全是做救濟工作的。她籌集到的救濟款物成為共產黨控製地區主要的外部供應來源。盡管建立了統一戰線，國共兩黨之間的和睦關係僅僅是表麵的，內心裏它們是相互敵對的。事實上蔣介石一直試圖孤立和控製共產黨。他部署50萬軍隊封鎖了位於中國西北部的共產黨地區。這是中國最貧瘠的地區之一，共產黨急需各種救濟品。
慶齡在提供救濟方麵盡了最大的努力。1936年同埃德加·斯諾一起去延安的美國醫生馬海德這樣寫道：
“在她的經常支持下，我們總共組建了11個國際和平醫院、42個前線巡回醫療隊和8個醫科學校。在她的感召下，很多外國醫生來到中國，其中包括白求恩、柯棣華、巴蘇、埃塔爾和庫爾卡，還有漢斯·米勒……在她提供給我們的物資中有配製青黴素的材料和說明書。那時青黴素在世界上還是新產品，極為珍貴，對於治療某些傳染病和肺病、骨髓炎等疾病療效極佳。”
後來，為了支持抗日戰爭，慶齡、尼姆·威爾斯（海倫·斯諾）、埃德加·斯諾、路易·艾黎等人創立了中國工業合作社。慶齡任香港促進委員會主席。在香港，她住在借用的公寓和宅院裏，沒有什麼個人財產。她變賣了母親留給她的全部首飾，作為救濟工作的捐款。其實在當時，她隻要一張口就可以得到任何高官厚祿，但她什麼也不要；相反，在極度的艱難困苦中，為實現她丈夫的夙願而生活。她放棄了家庭、財富和特權。她的朋友們多次想幫助她買輛汽車，使她生活得方便些，她都謝絕了，她把每一分錢都用於救濟工作。
雖然她以鋼鐵般的意誌支撐著自己的革命行動，但是她的外貌仍然顯得那麼溫柔平靜，倒像是一個剛剛跨進事業門檻、生氣勃勃的少女。其實，宋慶齡的外貌並非給人錯覺。她的內心確實是活潑、溫柔的。內戰停止和統一陣線的建立，使對她家的愛終於得以流露。
1940年2月，宋氏三姐妹終於在香港團聚了。此時，汪精衛剛脫離了重慶，投向日本人。三姐妹共餐的時間緊接在汪精衛就任日本占領區的中國傀儡頭子之後。慶齡此刻同她的姐妹一起公開露麵，再次向人們顯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鞏固的。
也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慶齡同意和她的姐妹一起去重慶。她於1940年4月1日到達那裏。她住在藹齡的宅第，同她的姐妹一起視察工廠和醫院，她們參觀防空設施和孤兒院的情景被拍成了電影。她們的成都二日行也被廣泛報道。那兩天內，成都屢遭日機轟炸，這也被解釋為日本人對她們姐妹再次聯合的反應。當記者拍下了慶齡舉杯為蔣介石祝酒的照片時，統一戰線看來是鞏固的了。
但是，在這些令人眼花繚亂的公開宣傳背後，慶齡保留著自己的立場，她沒有忘記自己和蔣介石之間不可逾越的政治鴻溝。正如她戰後所說：“我盡量避免政治上的爭論，因為這對（抗戰）事業是有害的，我保持沉默是因為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打贏這場戰爭上。”
1940年5月初，慶齡離開重慶返回香港，恢複她對保衛中國同盟的領導工作。保盟的秘書是廖仲愷和何香凝的女兒。何是國民黨左派領導人。廖、何的女兒是中共黨員。通過她和她的弟弟——當時中共駐香港的最高官員，慶齡和共產黨經常保持聯係。
在戰爭進程中，盡管建立了統一戰線，但國共兩黨之間的舊嫌卻在日益加深。1941年1月蔣介石下令對新四軍發動突然襲擊，殘殺了數千名新四軍官兵。從此，統一戰線名存實亡。
慶齡致電蔣介石表示強烈抗議。1941年10月，她在紐約出版的《亞洲》雜誌上發表文章說道：“內戰的煽動者可能再次分裂我們的國家，並向敵人敞開大門。”
1941年12月初，戰火很快就要燃燒到香港。宋慶齡在眾多人的勸說下，為了減少傷亡，返回重慶，並在那兒居住直到戰爭結束。在這期間，她一直過著深居簡出的生活。由於她恢複對蔣介石政府進行嚴厲、公開的批評，她一直受到嚴密監視，與上次在重慶的處境完全不同了。
曆史的趨勢終究是邪不壓正。在內戰失敗後，蔣介石敗退台灣，宋家人也紛紛逃往台灣和美國。隻有宋慶齡一人還留在中國。1949年10月1日，宋慶齡被邀請前往北京參加慶祝解放的盛典。當上百萬人的遊行隊伍在天安門前經過時，毛澤東站在天安門城樓上，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時宋慶齡已經57歲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她被任命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她與孫中山共同居住過的莫裏哀路的住宅已改為全國紀念館。她搬進了宋查理在霞飛路的小樓，回到她離家出走和孫中山結婚之前被軟禁的房間，毫無遺憾地回憶這一生。
就像她說的，她雖然不是共產黨員，卻終生是一個革命者。1981年5月29日，她終因白血病，在北京的家中病逝。
鄧穎超在宋慶齡的追悼會上念到這樣的悼詞：“記得1924年冬，你和孫先生北上路過天津。我站在歡迎的行列中……看到孫中山先生，堅定沉著，雖顯得年邁，麵帶病容……同時看到亭亭玉立在孫中山右側的你。你那樣年輕、美貌、端莊、安詳而又有明確的革命信念。你，一位青年革命女戰士的形象，從那時就深深印入我的腦際，至今仍然清晰如初。”
轉向看球的人們大聲喊道：“小心這個布爾什維克！”
在宋慶齡晚年的時候，埃德加·斯諾問慶齡，她最珍視的成就是什麼？她毫不遲疑地回答：“是我對孫博士的忠誠，自從與他相遇之日起直到他逝世，至今我仍然忠貞不渝。”
蔣介石與宋美齡——權力之戀
蔣介石和宋美齡的愛情和婚姻有如一場真人秀，跌宕起伏，格外精彩。
剛開始時，是《非誠勿擾》。蔣介石用手中的兵權打動了宋美齡芳心，牽手成功。
而後是“中美合作”。蔣家的兵權和政治力量加上宋家的人脈和金錢，一時間風光無二。
宋美齡人到中年以後，是《絕望主婦》。蔣介石移情別戀，宋美齡抓奸在床，憤憤離國。
老年則是最美不過《夕陽紅》。兩人重歸於好，倒也其樂融融。
這場婚姻以權力發端，卻最終走向愛情，倒也讓看客們唏噓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