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回到上海，沈雁冰就請管理編譯所宿舍的“經理”福生商議找房子的事。按他的要求馬上找到這樣一處適用的出租房屋，還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搬家之議沒能馬上付諸實施。而在此時，沈雁冰在編譯所工作的又一次發生變化。變化的起因，是在身兼《小說月報》、《婦女雜誌》兩刊物主編的王蓴農。
1919年11月初的一天，王蓴農找到沈雁冰，告訴他商務印書館準備將《小說月報》三分之一的篇幅改版，刊登新文學內容，提倡新文學。他為此新設了一個“小說新潮”欄目，請沈雁冰主持這個欄目的編輯事務；同時請沈雁冰為《婦女雜誌》撰寫文章，談婦女解放問題。
王蓴農是一個舊式文人，思想守舊，這也是商務印書館當權人物的思想傾向和出版傾向。在王蓴農主持下的《小說月報》曆來都以發表“鴛鴦蝴蝶”派文人的言情小說為主，差不多就是他們的一個陣地。所謂“鴛鴦蝴蝶”派，是源於這些舊式文人所寫的言情小說，常常用“三十六鴛鴦同命鳥，一雙蝴蝶可憐蟲”這樣的陳辭濫調，故而被人以鴛鴦蝴蝶稱之。他們是舊封建意識和上海灘洋買辦意識混合而成的產物，迎合了當時小市民比較低俗的欣賞趣味。《婦女雜誌》則一直以提倡賢妻良母為辦刊的宗旨。商務出版這樣的刊物，一是出於保守傾向的出版思想，二是在賺錢上的考慮。但恰恰是在這兩個方麵，他們都遇到了難題。
這時，五四運動已經過去半年了，新思想、新文學對於人們的思想和社會生活許多方麵的衝擊，已經形成一股不可抗拒的時代洪流。
它迅速改變著傳統守舊的思想觀念、審美趣味、生活方式。《小說月報》每況愈下的發行量成了一個文化晴雨表，向商務印書館的當權者們昭示了這一社會發展動向，而發行量減少的最終後果是商業利益的損失。所以，他們純粹出於商業利益的考慮，也不能不革舊布新了。
這給了沈雁冰一個機遇，因為身處守舊意識濃重的商務編譯所內，他所翻譯、介紹和撰寫的表達新文化、新思想的文章，此前都是發表在《時事新報》副刊《學燈》等報刊上，現在可以充分利用自己身邊的這兩個刊物了。應允了王蓴農的請求，沈雁冰馬上動筆，在這一年第11期上《婦女雜誌》發表了《解放的婦女與婦女的解放》的文章。緊接著，在第二年1月號的《婦女雜誌》上又集中發表了多篇文章和譯文。此後，每期《婦女雜誌》都有沈雁冰撰寫或翻譯的文章。
主持“小說新潮”欄目，花費了沈雁冰的大部分精力，但他幹得津津有味，找房子的事則被忘諸腦後。幾個月後，母親又來信催促，而且信中有些不悅，似乎懷疑到兒子有什麼瞞著她的事。
這封來信的原委是這樣的：
沈雁冰自從在報刊上發表文章起，就一直把刊登他文章的報刊都寄給母親看。一身二任：主持“小說新潮”，為《婦女雜誌》撰稿以來，他寫的、譯的文章比上一年多了許多，沈雁冰一篇未漏，都寄給母親了。同時，在不久前的一封家信中，他告訴母親薪水又增加了10元，每個月有60元了。於是，陳愛珠覺得有點不安：每月60元錢，一個人在上海花，綽綽有餘，為什麼還要寫那麼多文章去賺“外快”？
是不是有什麼額外的花銷，比如結交女朋友？那次兩個兒子陪自己在上海遊覽，就發現那裏是個花花世界，街上來來往往的女子，多是些現代的、摩登的女性，遠非德沚這樣小鎮女子所能相比的。德鴻一人整天生活在這樣一個繁華世界裏，一年之中夫妻兩人相聚不了幾天；況且對於這樁婚姻，德鴻心裏也是不大滿意的，要不然怎麼一篇接一篇的寫些關於婦女婚姻、家庭問題的文章？他該不會有什麼別的打算吧……還是得盡早把家搬到上海去，讓他們夫妻生活在一起……想到這裏，陳愛珠馬上提筆給兒子寫下這封信。當然她不好直截了當說出自己的疑慮，隻是在信上告誡兒子錢夠花就行了，不要為賺“外快”弄壞了身體，再就是催問何時可以找好房子。
沈雁冰是何等聰明的人啊，母親在來信的字裏行間所流露出的疑惑不安，他立即就覺察到了。他給母親寫了一封長信，詳細說明了自己近一段時間工作生活的情況。他告訴母親寫那樣多的文章其實不為賺稿費，一來是工作的需要，二來自己對於新文學，各種各樣的新思潮以及社會上廣泛關注的青年問題、婦女問題等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有誌去從事這方麵的研究和活動，正可以藉此做一番事業，不想隻是停留在編譯一些現成的東西上麵。他答應母親盡快找房子，但沒有為他所察覺的母親的疑慮解釋什麼，因為他根本沒有想過這方麵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