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2月9日，在河南鄭州發生了一起震驚全國的銀行搶劫案。案發的第三天，有幾個氣勢洶洶的男人，到我任總經理的鄭州小商品城，索要他們的櫃台押金。他們是鄭州小商品城開業初期入駐的幾個商戶，在我出任老總前夕，已陸續離開，隻是他們的櫃台押金未退。在我辦公室，他們吹胡子瞪眼，說今天不退他們押金不行。當時小商品城經濟效益不太好，周轉資金吃緊，好多離開的商戶都沒有及時清退押金。我給他們說了一大堆好話，總算寬限了我十天時間。我們禮貌地握手告別，之後，他們一直沒有再來找我要押金。
2001年6月13日上午，我在鄭州西郊辦事，突然接到鄭州火車站公安分局一位副局長給我打的傳呼。我一回電話，他以十萬火急的口氣說：“‘12·9’銀行搶劫案破了，案犯都是你小商品城的人。現在，我們局的人都在你小商品城，你得馬上過來。”
我回到小商品城，立即安排人收集整理有關“12·9”嫌犯的原始資料。果然，這夥鄉黨當初入駐小商品城的照片和文字資料，都映入我的眼簾。通過大家提醒和我的回憶辨認，半年前曾找我索要攤位費的那幾個人，都是犯罪嫌疑人。好在他們離開鄭州小商品城的時間都比較早，就是說，他們作案時，大都不是我們的商戶了。之前我們沒有太多的不可推卸的責任。他們在“12·9”劫案中，搶得現金一百多萬元。之所以找我索要區區幾千塊錢的櫃台押金，我事後推測，可能是他們在觀察、打探自己作案後的周邊動靜，因為“12·9”案發現場，就在我們鄭州小商品城附近。
盡管他們已經不是我們實際意義上的商戶，但我們還是由此招致了許多麻煩。比如，公安部門對商戶篦頭般的摸底排查，“長槍短炮”的記者群前呼後擁，工商部門動輒關閉營業中的商場樓層，等等；頻繁的接待應付把我們搞得焦頭爛額，不堪重負。
不過，這些非商業性經曆，對於我這個有著深厚文學情結的商企管理者，也確有不小的收獲。關於對這夥人家族犯罪親朋下水現象的思考，關於對人生價值觀的思考，關於千軍萬馬破大案，以及有關部門向社會轉嫁危機的思考，等等，至今沒有停止過。這種思考的結果，導致我醞釀創作了長篇小說《商痛》。但文學作品畢竟離不開虛構，希望我的商戶朋友和親愛的讀者，不要對號入座。
《商痛》，是我的第二部長篇小說。第一部《老同學部落》，2006年由河南文藝出版社出版，出版後半年內再版，被買斷影視改編版權，同時也遭到瘋狂盜版。因此，親朋好友都在鼓勵我寫第二部長篇，我呢，也有創作衝動。於是，從2008年年初，我又夜以繼日地伏案寫作，用了一年多的時間，完成了五十萬字的草稿。這時我發現，我雙眼視力急劇下降，右眼的視力隻有0.3。
成功，也是一種誘惑。
對我來說，寫作的確是個浩大的工程。況且，加上我玩不轉電腦，要把五十萬字的草稿打印出來，真使我望而卻步，我不得不動員我眾多的親朋好友出來幫忙。鄭州大家置業公司的董事長朱霞女士，一把抓走十來本草稿，隨即安排其手下加班加點打印。至交劉誌學的夫人許東榮，上次幾乎幫我打印了《老同學部落》的全部草稿內容，這次也分攤了不少任務。打印的麻煩和負擔，還推給了我的兩個年輕女同事高寧和丁誌梅。事後我埋怨自己，誰知道，我把打印任務交給她們的時候，她們都正懷著身孕，正處於強烈的妊娠反應期，太難為她們了。
這項浩繁的工程，還分解給了我的家人，連明徹夜地往前趕，這就使得全家人2010年的春節都沒有過消停，一家人都為打印小說文稿而忙碌。二女兒曉科打印，大女兒曉文校對，老伴張秋月沏茶做飯，甚至連我的小外孫女樊梓汐，也見縫插針幫忙打印糾錯。
《商痛》是我人生的第二部小說，也是我最後的一部長篇小說。我在出版第一部長篇小說《老同學部落》的時候，還雄心勃勃，決心在有生之年要出四部書。第一部《老同學部落》，第二部《小商販部落》（即這部《商痛》），第三部是《包工頭部落》，第四部是原汁原味的《自傳》。看來，我不得不抱著終生的遺憾封筆，不得不向我酷愛的文學創作揮手告別。
說實話，寫作是孤軍奮戰。在最困苦的時候，我曾幾度想放棄，不想再寫了。這時候，我的好朋友好老弟王濟昌，及時給了我很大的鼓勵和幫助，他鼓勵我：這個社會，“眼光決定市場，心力決定財富，人品決定事業，思維決定成功。你身上具備了多種優良元素，再衝刺一把吧！”並提出了許多切實可行的創作思路，強有力地支撐我在無邊的寂寞中，一點點寫完了《商痛》，他為我做到了一個好朋友能夠做到的一切。聯想到他在拙作《老同學部落》的創作和出版過程中給我的無私幫助，我發自內心想說一句話：永遠感謝濟昌老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