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愛爾蘭人缺乏做學問的傳統，但卻向以巧言善辯見稱。貧苦和未受教育的愛爾蘭民眾，不管是在祖籍國還是在美國，普遍以表達能力強、會遣詞用字而自豪，說他們是“伶牙俐齒”也罷，警語大師也罷，或者“甜言蜜語”也罷，總之是口若懸河，語驚四座。他們中出了不少著名的作家，其中有彼得·芬利·鄧（杜利先生的形象就出自他的筆下）和大衛·G·克勞利（著名的《紐約世界》的編輯）這樣一些記者，體育新聞撰稿人約翰·基爾南，小說家和劇作家則有約翰·奧哈拉和尤金·奧尼爾等人。
我們並不是在這裏對一些民族從整體上妄加褒貶，也不是對其表現的優劣進行排序或打分。我們的用意是要尋找比這更加帶有普遍性的東西，即衡量經久的文化價值，比起更加直接的“客觀”狀況來，究竟扮演了一種什麼樣的角色。
族際關係
盡管愛爾蘭政治家在19世紀有本領贏得其他種族選民的選票，但愛爾蘭民眾和其他種族之間的關係，一般來說，遠稱不上是和諧的。
在美國曆史上，也許任何兩個種族之間的關係，都沒有愛爾蘭人和黑人之間的關係來得糟糕。兩族之間因積怨太深而在長達一個多世紀之內，曾周期性爆發過無計其數的打鬥和騷動，遍及全美各大城市，他們不僅在工作場所折騰，也在雙方共居的貧民窟裏鬧個沒完沒了。在1863年發生於紐約的那場臭名昭著的征兵暴亂中，橫衝直撞的愛爾蘭人像發了瘋似的，見了黑人就不分青紅皂白地嚴加拷打，往往使之傷胳膊少腿，甚至有將收容黑人孩子的孤兒院付之一炬者。首批搬遷到哈萊姆區的黑人是中產階級分子，他們在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離開曼哈頓中區的飛地，就是為了避開附近一帶的愛爾蘭人。
愛爾蘭人與各白膚色種族也存在著類似的關係。除去他們和蘇格蘭—愛爾蘭人發生過多次血腥的衝突不談，他們也卷入過無數次的騷亂和巷戰，攻打德國人；在各大城市使用暴力來對付意大利人；在紐約和波士頓搗毀猶太人的財產，攻擊他們，破壞他們的墳場。在美國西海岸，19世紀發生的中國移民被毆傷、政治上受到打擊的許多事件，都是由愛爾蘭人帶頭挑起的。
在這些事件中，要確定敵對行徑是由誰先挑起的，通常並不太難。與愛爾蘭人發生過無數次衝突的種族，其中有些與別的種族的關係，相對來說就很融洽。例如，意大利人和猶太人一般相處得頗為太平，然而他們誰都與愛爾蘭人合不來。美籍華人很少（甚至從未）攻擊過其他種族。黑人和愛爾蘭人之間的曆史仇恨可以一直追溯到南北戰爭之前，那時自由的黑人少得可憐，他們假期平白無故地去惹事，攻擊人數眾多的愛爾蘭人，這種行為無異於自殺。德國人有時確實會向愛爾蘭人挑起衝突，但在其他一些場合，卻有人觀察道：“德國人野餐時，愛爾蘭流氓就會去搗蛋，而他們這樣胡鬧經常是毫無道理的，僅僅是為了尋開心，否則星期天就會閑得無聊。”
愛爾蘭移民的高峰期是19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這一時期碰巧也是美國城市發生暴力事件的高峰期，所以也不能一股腦兒把責任全部推到愛爾蘭人頭上。美國本土的暴徒時常也到愛爾蘭人地段為非作歹，打家劫舍，焚燒民宅和教堂。當時全美可以說到處都充斥著暴力。
但凡有愛爾蘭人卷入的族際糾紛，訴諸暴力並非唯一的形式。在由愛爾蘭人把持的那些機構裏，尤其是在市政機關和天主教會，非愛爾蘭裔人士要想飛黃騰達，比登天還難。猶太人和意大利人不僅在愛爾蘭人操縱的幫派政治中很少有晉升的機會，而且因為任人唯親成風，就連在城市衙門裏謀個混飯的差事都很困難。隻是在文官考試製度興起後，猶太人才開始在紐約市政機關取代愛爾蘭人。同樣，天主教會顯然也是愛爾蘭人的傳統領地。有人發現，“一個出生在巴爾的摩、雙親都是意大利人的神甫，英文和意大利文講得一樣地道，但卻隻好眼巴巴地看著一個剛剛從愛爾蘭遷來的神甫被提拔為他的上司，隻因為他是個‘外國人’”。雖然愛爾蘭人隻占天主教信徒總數的17%，但有35%的天主教教士是愛爾蘭人，在天主教全部神職人員中，愛爾蘭人便占了一半。1789～1935年，美國的天主教主教有一半以上是愛爾蘭人。由於對愛爾蘭人把持教權的狀況不滿，非愛爾蘭人曾多次提出抗議，致使羅馬教廷向美國派出特使，決定各種族的天主教徒可以自己成立教堂和教區學校，並最好由有關種族的自己人來主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