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文潔!”張主任的眼睛像兩個黑洞洞的槍口對著她，
“我警告你，誣陷別人會使你的問題更加嚴重。我們已經從白沐霖同誌那裏調查清楚了，他隻是受你之托把信帶到呼和浩特發出去，並不知道信的內容。”
“他……是這麼說的?!”文潔眼前一黑。
張主任沒有回答她的話，而是拿起了那本書，“你寫這封信，一定是受到了它的啟發。”他把書對著連長和指導員展示了一下，“這本書叫《寂靜的春天》，1962年在美國出版，在資本主義世界影響很大。”他接著從公文包中拿出了另一本書，封麵是白皮黑字，“這是這本書的中譯本，是有關部門以內參形式下發的，供批判用。現在，上級對這本書已經做出了明確的定性：這是一部反動的大毒草。該書從唯心史觀出發，宣揚末世論，借環境問題之名，為資本主義世界最後的腐朽沒落尋找托辭，其實質是十分反動的。”
“可這本書……也不是我的。”文潔無力地說。
“白沐霖同誌是上級指定的本書譯者之一，他攜帶這本書是完全合法的，當然，他也負有保管責任，不該讓你趁他在勞動中不備時偷拿去看——現在，你從這本書中找到了向社會主義進攻的思想武器。”
葉文潔沉默了，她知道自己已經掉到陷阱的底部，任何掙紮都是徒勞的。
與後來人們熟知的一些曆史記載相反，白沐霖當初並非有意陷害葉文潔，他寫給中央的那封信也可能是出於真誠的責任心。那時懷著各種目的直接給中央寫信的人很多，大多數信件石沉大海，也有少數人因此一夜之間飛黃騰達或麵臨滅頂之災。當時的政治神經是極其錯綜複雜的，作為記者，白沐霖自以為了解這神經係統的走向和敏[gǎn]之處，但他過分自信了，他這封信觸動了他以前不知道的雷區。得知消息後，恐懼壓倒了一切，他決定犧牲葉文潔，保護自己。
半個世紀後，曆史學家們一致認為，l969年的這一事件是以後人類曆史的一個轉折點。白沐霖無意之中成為一個標誌性的關鍵曆史人物，但他自己沒有機會知道這點，曆史學家們失望地記載了他平淡的餘生。白沐霖在《大生產報》一直工作到1975年，那時內蒙古建設兵團撤銷，他調到一個東北城市的科協工作至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然後出國到加拿大，在渥太華一所華語學校任教師至l991年，患肺癌去世。餘生中他沒對任何人提起過葉文潔的事，是否感到過自責和懺悔也不得而知。
“小葉啊，連裏對你可是仁至義盡了。”連長噴出一口辣烈的莫合煙，看著地麵說，“你出身和家庭背景都不好，可我們沒把你當外人。針對你脫離群眾、不積極要求進步的傾向，我和指導員都多次找你談過，想幫助你。誰想到，你竟犯了這麼嚴重的錯誤!”
“我早就看出來，她對‘文化大革命’的抵觸情緒是根深蒂固的。”指導員接著說。
“下午，派兩個人，把她和這些罪證一起送到師部去。”張主任麵無表情地說。☆思☆兔☆網☆
同室的三名女犯相繼被提走，監室裏隻剩葉文潔一個人了。牆角的那一小堆煤用完了也沒人來加，爐子很快滅了，監室裏冷了下來，葉文潔不得不將被子裹在身上。
天黑前來了兩個人，其中一名是年長些的女幹部，隨行的那人介紹說她是中級法院軍管會的軍代表(注：在“文革”的那一階段，大部分中高級公檢法機構處於軍管狀態，軍代表對司法擁有最終決定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