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與武士結有不解之緣。譬如提著哨棒的武都頭，明明看見了“三碗不過崗”的布告，依然故我，吆喝店小二拿酒來。直喝得頭重腳輕。夜行時又與威風凜凜的山大王狹路相逢。關於這一典故有兩種說法：其一說武鬆醉後身手綿軟，頂多剩餘一半的力氣，尚且將一頭老虎活生生結果了，可見英雄本色；其二則說武鬆以酒壯膽，借著酒勁，才敢於與撲食餓虎決一雌雄，酒實際上促成了武鬆。聽說山東正在把景陽崗作為“水滸”旅遊景點恢複，我想最重要的是別忘了蓋一座小酒館(哪怕簡陋如七十年代的防震棚、而且一定要掛上宋朝的酒旗。不用大興土木，有此足矣。這樣，景陽崗就是景陽崗了。與此類似的例子還有酒肉和尚魯智深醉打山門、紅瞼關公溫酒斬華雄……
酒與美女也結有不解之緣，譬如貴妃醉酒的京劇，好多人愛看，梅蘭芳還親自演過。我在這裏，想說說酒與文人的關係。李白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他使酒這世俗飲品，和詩乃至和浪漫主義一下子拉近了距離。“李白鬥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一杜甫的詩與李白在伯仲之間，隻是酒量肯定不如李白，但是他在《飲中八仙歌》中對李白的描繪，則使李白在紙上活了下來。李白自己也寫過“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或“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前者的飄逸，後者的慷慨，多好啊！李白詩中提及酒的篇目太多，若全刪去的話，李白就單薄了。李白若不寫詩，他就不是李白了。我們會問：李白是誰？同樣，李白若不飲酒，他也不是李白了，他頂多隻算李白的一半。酒才是能使李白俯首稱臣的無冕君王，仗著醉意，他敢於頂撞人間的皇帝。“且就洞庭賒月色，將船買酒白雲邊”一李白用信手塗抹的詩稿換酒，這可是一張張在世俗銀行裏找不開零頭的大票麵呀。酒徒可分為仙與鬼兩個檔次，和李白的衣袂飄然相比，我輩真無法羽化登仙，隻配在昏暗的街燈下搖搖晃晃做酒鬼罷了。半斤二鍋頭或許會鼓舞我們笑容可掬地追追花姑娘，卻絕對沒膽量跟單位裏大權在握的頂頭上司較勁。小公務員的酒量，和詩人的酒量，區別就在這裏。
曹操與劉備，曾經青梅煮酒。曹操佯裝醺醉，偶爾露崢嶸，一語道破，石破天驚：“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古人聚飲講究行酒令，但這恐怕是全世界最具霸氣的酒令了，蔑視列強，又暗藏殺機。至少比和平年代的所謂“祝您健康（或發財）、“生日快樂”之類硬朗千百倍。小小的一句酒令，震破了曆史的耳膜。把一整部《三國演義》撞擊得嗡嗡作響。我在這篇談文人與酒的文章裏舉曹操的例子，或許不合適。但曹操並非完全是赳赳武夫，他至少也算半個文人。他橫槊賦詩，尚且有過“對酒當歌、人生幾何”抑或“何以解憂、唯有杜康”之類佳句，足以提供給時下某些酒廠做廣告詞了。
魯迅寫過一篇《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標題太長，而且拗口，但畢竟出現了一個酒字。看來酒對中國文化史上大名鼎鼎的魏晉風度，不無影響。魏晉風度的代表人物有竹林七賢。這七位名士似乎都是酒徒。最著名的有嵇康、阮籍，還有劉伶。他們喝酒可不是淺斟低酌、輕歌曼舞，而追求酩酊大醉、放浪形骸一簡直屬於醉生夢死的境界了。劉伶文雅的時侯，還寫過一篇《酒德頌》，視酒若宗教，頂禮膜拜。而阮籍則經常大醉之際獨駕出遊，窮途而哭。那時代若有交通警察的話，一定會作為“酒後開車”處以罰款甚而扣了他的“本子”(駕駛執照）。魏晉南北朝的政治，近似於歐洲的中世紀，屬帶有恐怖色彩的黑喑年代，借酒澆愁猶如抽刀斷水，令我洞察到自古有之的文人的寂寞。酒作為文人的寂寞的飾物，是其靈魂的短暫安慰者。
酒出現在宋詞裏，不見得比唐詩裏少。蘇東坡“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的高姿態，恐怕已構成中秋節或月亮的審美符號。辛棄疾更是“醉裏挑燈看劍”，詩人在燭光下把玩冷兵器，和武士關羽在夜營帳篷裏讀《論語》，具有同樣的反差。酒並非豪放派的專利，婉約派也不可一日無此君，柳永如癡人說夢般自問自答：“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甚至綠肥紅瘦的女流李清照也有“昨夜雨疏風驟、濃睡不消殘酒”的慵倦時候。陸遊雖屬豪放派，但一句“紅酥手，黃滕酒”，刻骨銘心的溫柔。我至今沒弄懂黃滕酒是怎樣一種品牌，潛意識裏已將之視若愛情的商標，愛情的別稱。源遠流長，人世間有多少紅男綠女被其醉倒過？
葡萄美酒夜光杯，我幾乎要懷疑沒有酒便沒有詩、沒有文學了一這種設想肯定是偏頗的。但這種不成立的設想反過來也說明酒確實給文學增添了魅力。不是嗎？酒持有任何社會階層的通行證，對文人亦不例外。文人的酒癮，既俗且雅，大俗而後大雅，這使其與平庸的酒徒區別開來。文人若煙酒不沾、清醒理智，那可能有潔癖了一激情才是文人精神中的火藥、血液裏的酒精。毛澤東有一半身份應該是詩人，他既譴責過“成吉思汗，隻識彎弓射大雕”，也同樣憧憬過月亮上不散的宴席：“問訊吳剛何聽有，吳剛捧出桂花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