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與服裝有緣。縱然《紅樓夢》中的賈寶玉哭著喊著發誓要“赤條條來去無牽掛”，但自呱呱墜地直至日落西山，與男人最持久地肌膚相親的，並非愛情，而是如影隨形的衣冠楚楚。不管布衣草履、清風滿袖，還是錦帽貂裘、長袍馬褂，都構成男人生命中不言自明的身份證。女性世界是雲想衣裳花想容，男性王國，則流通人靠衣裝馬靠鞍，難怪怏怏病夫也要拉大旗做虎皮呢，圖著威風凜凜的效果。
蘇東坡的《念奴嬌，赤壁懷古》，金戈鐵馬，隨大江東去，使我最初認識到服飾為男人增添的魅力：“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大喬與小喬，絕代雙嬌的儀容風範，已在歲月洪流中折戟沉沙，我們無法打撈。但風流倜儻的周郎，卻頭戴青絲巾、手搖鵝毛扇，在風起雲湧的製高點，在曆史的櫥窗裏展覽千年。
羽扇綸中，本為三國六朝時期儒將常有的裝扮，但用在周瑜身上，則成畫龍點睛之筆，至少在我心目中，它巳是這位少年英雄風度翩翩的專利。那頭頂的七彩祥雲，掌上的春風得意，是別人無法模仿的。我遊覽赤壁的時候，眼前總是揮撣不開周郎的影子，甚至希望我阿迪達斯名牌旅遊鞋的立足之地，正是他當年橫掃千軍如卷席的點將台。
周瑜自然是文武雙全的古代美男子，羽扇與綸巾這兩件最平凡的飾物，巳比千言萬語更能傳神。不著一字，盡得風流。我也愛屋及烏。
《三國誌，蜀誌》描述諸葛亮與司馬懿交戰，同樣是“葛巾毛扇，指麾三軍”。諸葛龕的羽毛扇，同樣千秋傳誦，但更多渲染出足智多謀，胸藏城府的成熟之美與大儒風範。小小的一柄扇子，掌握在不同人手中，簡直能泄露千差萬別的人生。
譬如濟公，在人們想象中的肖像永遠是衣裳襤褸，頭戴脫絲的卷邊氈帽，手搖幹裂的破蒲扇一他搖扇的動作似乎不是借風納涼，而是給自己癲狂狀態的載歌載舞打拍子。他是個人主義的音樂指揮，吆喝著浮生若夢、半醉半醒的亂世催眠曲。那柄心定自然涼、心遠天地寬的樂天派破蒲扇，確是其灑脫不羈、放浪形骸性格的最佳裝飾品。阿倒是不搖扇子，但阿戴著一頂瓦片狀破氈帽，和紹興特產黃酒與茴香豆一種味道，你一眼就能認出他是魯鎮的阿。魯迅怎麼舍得揭掉阿的破氈帽，暴露其頭頂象征國民劣根性的那塊油光閃亮的疤呢？本世紀初葉的知識分子(包括魯迅先生），肯定不頭紮三國時期儒士的綸巾了。他們身穿一襲藍道林土布的長袍，脖子上繞一條白色羊毛或棉織圍巾，一截垂在前胸，另一截通過左肩鬆鬆地搭向背後，雙手怕冷似地抄在袖管裏，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確實是那個蕭瑟清冷的時代文人們的寫照。目送他們僬悴單薄的背影、遲緩沉重的步伐，我簡直能辨認出誰是《早春二月》中的蕭澗秋，誰是《傷逝》中的涓生。“橫搭在文人肩頭的白圍巾，一端懸吊著孤獨，一端書寫著寂；。多長時間以後，彷徨才變為呐喊？
以羽扇綸巾為導火索，我聯想到中國男人的服飾。信馬由韁地羅列了一堆，僅僅在表明：男人服飾的演變，也能管窺出時代的影子。清朝八旗子弟，頭戴瓜皮帽，身穿綾羅綢緞的馬褂，提籠遛鳥，玩物喪誌，和辛亥革命一起出現的中山裝，使一個舊時代改換門庭。和中山裝一樣以偉人名字命名的，還有五、六十年代的列寧裝。紅海洋中曾有覆蓋全國的黃軍裝、紅袖章。後又出現了舶來品，西裝革履，黑領結花領帶，或牛仔脤什麼的。當然，最初留長發穿喇叭褲，是要受批評的。不管怎麼說，就像有時候一夜之間，全中國的女人都換上高跟鞋一樣微妙，中國男人的服飾世界，開始變得豐富多彩。這畢竟是件幸福的事情：這個古老國度裏男人的服裝，終於脫離了製服的概念，而開始追求流行與多元化……
在曆史眼中，人生是舞台，演員是過客，而服飾有時甚至是命運的道具。
在十九世紀以前，冷兵器的時代，俠客或者武士，大多以馬匹為交通工具——一位剽悍的男人騎乘在馬鞍上，如果再披一襲獵獵飄揚的鬥篷，真可謂八麵威風了。快馬加鞭，粗礪的布料便仿佛沾了水似的繃直，與天空、地麵平行，簡直像遊動的旗幟―以壯士的骨氣為旗杆。鬥篷的出現，最初肯定是為了昉風禦寒，但客觀上為鋪張揚厲的男性美起到裝飾的效果，甚至默契了男人世界如影隨形的尚武精神。
我的少年時代，保守的電影院裏終於閃現出阿蘭德隆扮演的佐羅，這位仗劍遠遊的西方俠客的黑鬥篷，構成映襯俠肝義膽的專用符號，為我們提供了想象的自由。我們發現，除了牛忙之外，還有另一種英雄，個人化的英雄一使銀幕上的地平線更加豐富與開闊。蒙麵的佐羅如果摘除了那頂鑲紅邊的黑鬥篷，是否會形容蒼白，是否會減少些許神秘的魅力呢？它畢竟包裝了一整部平民化的遊俠傳奇。隨著佐羅的寶劍飛快地在敵人的製服上劃出滴血的“”字母，觀眾的腦海中也有一道正義的閃電掠過。美國的好萊塢製造了類似的蝙蝠俠，作為工業時代的新型俠客，以頂替現代人對英雄傳統的渴慕及心靈階梯劇場的空缺。他同樣有一頂黑鬥篷一一作為對古典遊俠的延續。剔除這經典般的翅膀，高樓廣廈嗬護的當代英雄又怎能像敏捷的蝙蝠一樣橫渡城市的夜色呢。英雄主義的黑鬥篷，夾在休閑與剌激之間的一枚繡花書簽，是屏障燈紅酒綠的一道冷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