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他在刊載於某雜誌的一篇文章中這樣寫道：當今世界經濟發展方麵存在的巨大地區差所帶來的暴力式水壓，是政治努力和人為力量永遠無法抑製的，為期不遠它勢必給世界結構帶來雪崩般的變化。
“而且，桶箍一旦如此除掉，世界必將呈現出漫無邊際的<混沌狀態>，往日存在的作為自明之舞的世界共同精神語言（這裏不妨暫且稱為<共同Principle>）將陷於癱瘓或幾近癱瘓，而由混沌狀態向下一代<共同Principle>過渡，其所需時間恐比人們預想的還要漫長。一言以蔽之，一場長得令人透不過氣的深刻的危機性精神混沌即在我們眼前。自不待言，日本戰後的政治社會結構和精神結構也將被迫進行根本變革，很多領域都將歸為一張白紙，框架將大規模清洗而重新開始建築---無論政治領域還是經濟領域，抑或文化領域。這樣，迄今為止被視為自明之物、任何人都不曾懷疑的事情，勢必無所謂自明而在一夜之間失去其正當性，這當然有是日本這個國家洗心革麵的良機。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盡管我們麵臨這千載良機，手裏卻沒有堪可用作<清洗>指標的共同Principle。我們有可能在致命的Paradox麵前茫然佇立---由於我們注意到這樣一個簡單事實即造成迫切需要共同Principle這一狀況的，乃是共同Principle的喪失本身。”
論文相當冗長，扼要歸納起來大致如此。
“但是，現實中人的行動不可能沒有任何指標。”綿穀升說道，“至少需要暫時的、假設的Principle模式。而日本這個國家現階段所能提供的模式恐不外乎‘效率’。如果長期以來不斷給予共產主義體製以攔腰一擊並導致其崩潰的是‘經濟效率’，則我們在混亂時期將其視為實物性規範而敷衍於整體未必沒有道理。試想，除了如何才能提高效率以外，我們日本人在整個戰後難道創造穀其他哲學或類似哲學的東西嗎？誠然，效率性在方向性明確的時候是立竿見影的，而一旦方向性的明確度失去，效率性刹那間即會變得軟弱無力，如何在大海正中遇險失去方向之時任憑有多少熟練得力的劃船手也毫無意義一樣。高效率地朝錯誤方向前進，比原地踏步還要糟糕。而規定正確的方向性的，隻能是擁有高度職能的Principle。可惜我們現在厥如，無可救藥的厥如。”
綿穀升鋪展的邏輯有一定的舒服力和洞察力，對此我也不能不承認。問題是讀了好幾遍我還是弄不清楚綿穀升作為個人或作為政治家到底尋求什麼---措施何在？
綿穀升還在另一篇文章中談及“滿洲國”，這個我倒讀得津津有味。文章說，帝國陸軍在昭和初期便為設想中的對蘇全麵作戰探討過大量征調防寒軍服的可能性。那以前陸軍未曾經曆過西伯利亞那樣極端寒冷地帶裏的實際戰鬥，所以冬季防寒措施乃是亟待完善的一個方麵。可以說部隊幾乎沒有任何冬季作戰準備以應付可能的邊境糾紛引起的突發性大規模對蘇戰爭（這並非沒有可能）。為此，參謀本部設置了對蘇戰爭可能性研究班，在兵戰部門就嚴寒地帶專用被服進行實質性研究。為了把握真正的嚴寒是怎麼一種程度，他們實際跑到時值隆冬的薩哈林島，在酷寒中使用實戰部隊試穿防寒靴、大衣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