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眼裏，福柯的《瘋癲與文明》是繼尼采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之後，一本難得的集哲學性與文學性於一身，字字珠璣、才華橫溢、修辭精致、鞭辟入裏、堪稱完美的哲學作品。福柯在這本書中提出了一個令人耳目一新的觀點：瘋癲並不是自然的現象，而是人類文明的產物。也就是說，在蠻荒狀態下不可能出現瘋癲，瘋癲隻能出現在社會中。精神病院的出現是人類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產物，帶有明顯的規範化、製度化特征。通過精神病院，統治階級可以對個體實行規訓，並實現對個體的監督、馴服和操縱。
在《瘋癲與文明》一書裏，福柯詳細考察了西方社會人們對待瘋癲者的三次變化：
從中世紀末到文藝複興時期，麻風病逐漸消失，但是禁錮麻風病人的場所以及人們對待麻風病的陋習卻依然保留。這時，瘋癲者取代麻風病人成為被人清洗的對象，他們被驅逐出城，四處流浪。為了不讓他們返回家鄉，就把他們送至一個遙遠的地方。在這一時期作家伊拉斯謨、莎士比亞和塞萬提斯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瘋癲者的形象。莎士比亞的戲劇裏總會出現個洞悉一切、把握真理的瘋癲者；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就講述了一個關於瘋癲遊俠的故事。
到了17、18世紀，笛卡爾理性主義哲學占據主導，本是自然狀態的瘋癲卻遭到理性的徹底排斥，瘋癲者被禁閉。在這個時代裏，瘋癲者與窮人、流浪漢、放蕩者、同性戀者等被囚禁在一起，醫院早已不是醫療機構而成為一個可以懲罰、審判的權力機構。理性通過禁閉瘋癲可以不受幹擾地獨自發展，獲得了對瘋癲的絕對統治。從此，瘋癲在黑暗的禁閉室裏成為了一種非存在物。“通過禁閉，瘋癲被公認為虛無。”
18世紀到現在是現代精神病學和精神病醫院的時代。法國人皮納爾在法國大革命後，創立了實證主義瘋人院，過去那種監禁機構被推翻。從此瘋癲者的肉體開始被人道地對待，但他們的精神依舊受到理性的禁閉。理性仍舊絕對控製著非理性。
瘋癲，福柯總結道，是一個社會事實，是一部分人對另外一部分人的判決，是一群人對另外一群思維方式與之不同的人的孤立，理性一直對瘋癲專權。福柯的思想是反理性的，尤其是反笛卡爾主義。在福柯看來，理性主義領路人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無法成立。“我思”作為一種意識，無法與“主體的我”以及“我存在”等同。很明顯，無意識的我、做夢的我或者瘋癲的我難道就不存在了？於是，人們為理性唱讚歌，福柯則替非理性鳴不平；人們謳歌人道主義，福柯卻撕破人道主義溫情脈脈下的虛偽麵紗；人們歡呼知識進步，福柯則把知識與權力，懲罰的陰暗麵展示給你；福柯說理性是獨裁的皇帝，人們一直默默地為理性效忠。盡管理性看起來溫文爾雅，但他其實是個暴君，他一直壓製、監視、監禁瘋癲。福柯大聲宣布“人死了”，作為主體的人死了，知識、曆史、語言的源頭與基礎死了，以主體為特征的整個西方文明勢必大廈將傾。
如果說笛卡爾為主體至高無上的近代哲學鳴鑼開道，那福柯就為這種主體哲學鳴金收兵。
在福柯眼裏，理性不僅通過瘋人院馴服瘋癲，它還變本加厲地通過監獄監視瘋癲。在電影《肖申克的救贖》，美劇《越獄》中，我們能看到這樣的監獄：環形或者類環形建築，高高的瞭望塔，囚室之間彼此暴露，這種監獄模式正是繼承了近代“全景敞視主義”監獄。近代以來的“全景敞視主義”監獄是個環形建築，中央是瞭望塔，每一間囚室都在環形建築的橫切麵上，每間囚室有兩個窗戶，一個對著瞭望塔，一個對著外麵的陽光。這樣的監獄布局使得每個囚犯的一舉一動都暴露在監視之下。監獄的高效率化管理使得這種理性模式在全社會範圍內被普遍接受，於是乎，有一雙眼睛總是無時無刻不盯著你，工人在工廠內被強製安心工作，學生在學校裏被強製專心學習，一種懲罰和監視的機製就這樣內在化了，社會成為紀律製的秩序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