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洞國為了穩定軍心，曾花大力氣采購了150萬公斤軍糧，長春市政府也買了50萬公斤大豆。所以軍隊先還有些糧食吃，後來就隻能把馬料與糧食摻和吃，最後連六十軍的軍人也不能吃飽了。外邊的接濟隻有空投。據當時美聯社的專家估計，每天要40架飛機的空投才能勉強夠得上城中的需要。可是當時國民黨政府所安排的民航班機一天最多隻能來四次，空軍的飛機也不多，一般是一天九次。可是，或是由於天氣不好不能來，或是由於我軍有高炮進行對空射擊而不敢來，再加之由於原來駐長春的空軍與新七軍發生過摩擦，空軍不願賣命，所以空投時都在高空以極不負責的態度進行，往往把糧食投到了城外解放軍陣地上。據不完全統計，單是大米我軍就得到了3000袋以上，我軍開會的臨時會場全都是用敵人的降落傘做的。到了9月份，國民黨東北“剿總”竟稱“機油兩缺”，連象征性的空投也無法維持了。據國民黨軍隊自己的統計，在整個長春圍困期間，長春守軍得到的空投糧食總數不過300噸，平均到每個軍人頭上也隻有6斤，是名副其實的杯水車薪。在這種情況下，長春城裏的糧食必然一天比一天少。在春天時，長春城內的高粱米賣幾元錢一斤，到7月時就賣到3650萬元（當時的1萬元約合今天人民幣1元）一斤。當時有人做了一個計算，每斤高粱米約有3萬粒，故而每一粒高粱米要值1200元。到了最困難時，無糧可賣，偶爾有屯糧發財者，竟然賣到一億元一斤。一捆青草也要一捆鈔票換，一個金手鐲隻換一個小饅頭。那些空投下來的一萬元一張的鈔票根本沒有任何用處。
最困苦的當然是老百姓。長春市政府在1948年4月份做了一次調查統計，認為城中的所有糧食隻能吃到7月。7月以後，不說百姓，就是軍隊也無法保證。駐在城中的六十軍和新七軍6個師的師長聯名發電報給蔣介石，認為如此死守長春不是辦法，或者撤出，或者派大軍前來援助，解決圍困局麵。蔣介石的回電仍要長春守軍堅持守，在電報中說什麼“我對你們及部下士兵如兄弟子侄一般，我沒有一刻忘記你們的艱困。但是如不準備好，赴援部隊會在途中被殲的。希望你們艱苦卓絕，支持到底”。對於糧食問題，蔣介石則出了一個十分惡毒的主意，就是叫鄭洞國“殺民養兵”。其具體辦法就是讓長春市政府出麵，強行將所有老百姓家中的糧食全部收歸公有，不許市場上有任何糧食交易，然後由政府進行計口授糧，按人分配。很明顯，這一辦法就是把老百姓的糧食全部搜刮起來供軍用。
鄭洞國把這一難題交給了長春市長尚傳道。尚傳道一看蔣介石發來的電報，表示堅決不能幹這事。尚說：“在目前情況下，我不能保證市屬人員不貪汙和勒索。辦的結果，一定騷擾不堪。”更重要的是，“所謂盡收物資糧食，計口授糧，不管收不收，橫豎隻能吃到七月底，八月以後，就無糧可授了啊”！怎麼辦？蔣介石的方案總得有一個辦法來執行。想來想去，最後由第一兵團司令部和吉林省政府共同製定和發布了一個《戰時長春糧食管製暫行辦法草案》，其要點是：所有人家的糧食隻能留自家所吃糧食到9月底，多餘的必須一半賣作軍糧，一半在市場上出售；由街道各保組織糧食管製委員會對上述情況進行檢查實施；所有買賣糧食均必須按照政府所議定的價格，不準抬價；若有違反者從嚴懲治，直至處以極刑。上述辦法事實上並未有多少效果，剛開始還有一點糧食出售，沒有不賣高價的；當沒有糧食出售時，上述辦法更是等於零。到了7月，城中根本就已無糧可售了。
這裏還有一個一般人所難以想到的問題，在當時城內已無什麼商業流通可言，“買賣”這一概念嚴格來說已經變形或者說事實上已經不可能存在。因為當時所謂買賣實際上就隻是想方設法買糧，在糧價已由幾元一斤變為一億元一斤的時候，原來的紙幣已經失去了任何作用。鄭洞國無奈，就在城中由國民黨中央銀行長春分行發行一種“本票”，票額從起初的幾十萬一張一直漲到幾百億一張，最高時的糧價是本票三億元。誰能有這種本票呢？老百姓當然沒有，隻有發行本票的軍隊和政府才有。所以這段時間在長春城內實際上是軍隊和政府用他們自己印刷發行的一張紙去掠奪老百姓，而一些手握實權者甚至在這時大發橫財。據長春市長尚傳道的回憶：
由於濫發大額本票，長春的物價比關內的國民黨統治區高十、百倍以至千倍。長春的國民黨軍政頭目紛紛向北平、上海、長沙、昆明等地成百億、成千億地彙出款項。這百億、千億的錢在長春隻值幾斤或幾十斤高粱米，而彙到內地就可換成幾十兩、幾百兩黃金。因此，他們利用長春人民的血和淚大發橫財。據我所知，新七軍三個師囤存的糧食，可以維持過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