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軍則比較困難，十月間已瀕臨最後關頭，但也沒有聽說有餓死士兵的事。至於文官簡任以上、武官團長以上的官員，在白骨累累之上，每天還是過著大米白麵、魚肉葷腥、飽食終日的糜爛生活。
當無法買糧時，首先是軍隊開始搶糧。凡是見到普通百姓人家家中有糧就搶，甚至於見到家中冒煙就去搶，弄得窮苦人家有一點糧也不敢舉炊。這時，國民黨空軍對城中的投糧一天最多也隻有9架次，城中各軍隊之間為搶到空投糧食而相互鬥毆的情況天天發生，有的部隊是每天都用大鍋把水燒開，一搶到空投糧食就倒進鍋裏，以防別的軍隊來搶走。沒糧食吃的老百姓就開始吃各種代用品，最先是吃酒坊中的酒糟，然後吃草根、樹皮、樹葉，以至見到地上的樹葉也會發生爭搶。在長春城中，一捆鈔票隻能換到一捆青草，一個大餅可以換來一個大姑娘。除了無糧，還有一個大問題是沒有燃料，先是拆房、挖棺材，以後把柏油馬路上的瀝青都挖來做燃料。在這種情況下，因饑餓而死者逐漸出現，逐漸增多，乃至出現了賣人肉的事件發生。
當長春城中的饑餓日益嚴重時的7月下旬，鄭洞國接到蔣介石的命令，仍然要他堅守長春，同時要他從8月1日開始疏散人口，也就是驅民出城，用僅有的糧食來供應軍隊。在分明知道我東野大軍早已把長春團團圍住、不能自由出入的情況下，這種辦法就是隻要長春不要長春人，就是把饑民往我軍的槍口之下趕。這是蔣介石在進一步“殺民養兵”。
為了執行蔣介石的命令，緩和城中生活的困難，鄭洞國命令部下采取各種辦法將居民驅逐出城。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國民黨軍政人員采取了種種手段。第一是用武力驅趕。凡是家無存糧者、無職業者、所謂違法亂紀者、獄中囚犯、乞丐、傷殘、無身份者，都用武力趕出。甚至還訂有指標，一個警察要趕走8人，一個保長要趕走3家，連原來國民黨政府的公職人員都要以教員的身份趕出城去。第二是煽動，說“共產黨是為你們窮人的，你們快出去找共產黨吧”！第三是造謠。一會說“七一是共產黨的生日，解放軍放卡子三天，可以隨便出城”；一會又說“八一是毛澤東的生日，大赦三天”。凡是出卡的一律搜身，任何食物也得被搜走。而且，凡是出卡子的就一律不準再進。就這樣讓大量饑民擁出長春，起先我們的哨兵仍然不準他們出城，而且我軍已經在包圍圈四周設定的線上修築了鐵絲網，挖了壕溝。可是這些饑民出城時就被守城的國民黨軍隊將身份證予以沒收，而且是以武力堅決阻止再回城中。
這樣一來，就在兩軍之間的“真空地帶”滯留了大量出不來進不去的長春饑民。在8月份，我圍城部隊曾經放出一些，三天之中就有兩萬多饑民出了封鎖線。但是數量愈來愈多，到9月間已高達數萬。
四、圍城部隊救饑民
我軍采取的“久困長圍”辦法，在不長的時間中已經取得了不小的成效，使長春守軍處於十分困難的境地，糧食不繼、人心動搖、矛盾加劇，再加上我軍強大的政治攻勢，據不完全統計，從6月25日至9月底，就有1.35萬人出城投誠，其中新七軍3700人、六十軍3800人、土雜部隊6200人，在投誠者中有的是一個班一個班地集體投誠。在長春的國民黨軍隊中流行著一些順口溜，當兵的說：“豆餅麵子是好飯，提心吊膽把崗站，心一橫來牙一咬，去投八路見晴天。”當官的說：“中央軍官有三怕：一怕光發本票不發糧，二怕戰場遭黑槍，三怕當兵的不打仗，成隊成幫去投降。”
但是，長春守軍驅趕饑民出城的這一招，我圍城部隊事先是未曾預料到的。當發現了這一嚴重問題時，圍城部隊立即上報了東北局，東北局也立即責成軍民聯合鬥爭委員會采取緊急措施，既要保證圍城的成功，又要救助饑民。8月14日，軍民聯合鬥爭委員會發出了《關於處理長春外圍難民的決定》，並成立了以一兵團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際為主任的“難民處理委員會”，長春附近的九台、伊通、雙陽等縣的縣長全都參加。由這個委員會負責組織了興隆、淨月、長南等三個辦事處，進行饑民的收容救治工作。正如前述，在8月份時就已收容了兩萬多人。不過這時我圍城部隊並未放開哨卡，隻是少量收容，饑民還不能自由出城。
9月間，出城的人數大增，“真空地帶”滯留的饑民愈來愈多，而且有一些人死亡。我軍在長春城外負責對敵工作的楊濱發現了這一問題的嚴重性後，立即給圍城指揮所寫了報告，報告很快轉到了東野總部領導手中。東野總部一方麵將這一情況向中央報告，一方麵迅速采取措施，在中央指示還未下達之時，東野總部領導於9月11日電令圍城指揮所：